城市公园

公园，是每个人生活中习以为常的地方。当我们徜徉其间，却很少能意识到，这处伴随工业化、城市化而来的公共空间，诞生不过百余年，却从细微处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

城市中的公园，承载了人们的生活经验与记忆：蹒跚学步的孩子、晨跑的青年、互相依偎的情侣、跳广场舞的阿姨……这里浓缩了普通人日常的喜怒哀乐，成为城市生活的一个独特气口。

公园从来不止于休闲消遣。诞生伊始，它是政府自上而下为城市居民提供的公共福利设施，与城市管理、公共卫生等先进理念一同，将城市推入现代化的轨道。公园之“公”，也赋予人们以公共精神——在一个所有人准入的公共场所中，人们作为文化上的集体、社群、共同体，一起成长于此。

世界上的所有城市都有公园，正说明了公园之于城市的重要性。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公园城市”的全新理念，让公园与城市的关系再度成为焦点。一座好的公园，理应映射出一座城市的历史发展与文化脉络；一座好的城市，则犹如一座大公园，与自然相融共生，对所有市民敞开。

公园的嬗变，印证了自然和人居关系的不同阶段。从依附自然、征服自然，到与自然共生、可持续发展，既是公园发展的沧海桑田，亦是人类生存观点的蝶变。

本刊编辑部 陈晨 统筹

公园，现代性的呼唤

文|汪磊

城市犹如刻满历史故事的驿站，公园则似驿站的窗口。透过这扇窗，人们得以触摸和理解城市的灵魂，探入现代城市生活的肌理。

一味绿色良药

美国纽约中央公园或许是全球最受欢迎的电影取景地，《蒂凡尼的早餐》的瑙姆堡贝壳剧场、《这个杀手不太冷》的老式拱桥、《香草的天空》的林荫大道，都取景于此。这座公园搭乘好莱坞电影这艘大船，驶向世界各地，成为当代流行文化的一部分。

事实上，在纽约中央公园建成23年前，它的设计者之一、美国景观设计学奠基人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参观了远在大洋彼岸的英国伯肯海德公园——世界第一座现代城市公园。

伯肯海德公园于1844年动土，1847年竣工。公园占地50公顷，延续了典型的英国乡村田园风光。公园南北各开凿了一个人工湖，园内植满乔木、灌木、草坪，风光秀丽，空气沁人心脾，让人忘却身处城市中。作为世界第一座现代城市公园，伯肯海德公园率先将公园和城区有机地结合起来，园区道路和城市马路连接，供马车行驶的主环路则隔开了公园和城市建筑。后来的纽约中央公园正是完美地借鉴了这一点，马路的一侧是花香，一侧是“铜臭”。

第一座现代城市公园诞生于英国工业重镇利物浦，则有其必然性。第一次工业革命前后，英国城市人口急剧膨胀，1820年，利物浦伯肯海德区的居住人口仅为100人，几年后发展为2500人，1841年猛增到8000人，交通拥挤、住房短缺、环境恶化等城市问题也随之而来。工人起早贪黑，拿着微薄的工资，回到家还要忍受恶劣的生活环境，毫无休闲空间可言。直到1832年，英国遭受霍乱侵扰，城市问题才引起重视。英国特别委员会在报告中指出，人民生活环境恶劣，渴望在城市中也能拥有绿色空间，建议为脏乱地区开辟更多空间，建设可供人们散步游玩的公共场所。1843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一项私人法案，在大多数纳税人要求建设公共园林的城镇，允许动用税收来兴建城市公园。一年后，伯肯海德公园诞生。在规划和设计中，伯肯海德公园充分考虑了城市居民的休闲运动需求，不仅设计了板球、曲棍球、橄榄球、草地保龄球和射箭运动的场地，还建设了军事训练、学校活动、地方集会、展览及各种庆典的场所。

1847年4月，公园开园，迅速引起公众的关注，利物浦市民也以此为傲，甚至以“人民公园”来赞美它。随后，法国巴黎、美国纽约等地也接连而上，在欧美大陆掀起了一阵城市公园建设风潮。

19世纪的公园热，一定程度上是不得已而为之。它的初衷是改善城市居民的生活环境，以缓解因扩张而产生的“城市病”——除了已经提到的交通拥挤、住房短缺、环境恶化，还有治安败坏、发展成本增高等问题。显然，困局当前，城市公园成为一剂绿色的良药。一定程度上，这也是致力于消除贫民窟的改革家信奉的理念：城市公园可以改善居民的健康和生活，有助于缓解紧张的城市生活带给人们的精神压力，为工人阶级提供了日常休闲的地方。当代表国家意志的资产阶级开始关注老百姓的生命健康和生活质量，城市公园也间接地缓和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矛盾。

所以，当我们说伯肯海德公园是世界第一座城市公园时，要意识到其间隐含着的社会意义：它由公共资金资助建成，对所有市民开放，每个人都是它的所有者。而在此之前，园林更多为私人所有。

1850年，当奥姆斯特德以记者身份来到伯肯海德公园，看到不同的社会阶层在同一处公共空间活动，惊讶地写道：“这个美丽的休闲场地永远完整地属于公众，农民和女王一样对其享有同样的权利。”

“公”之启蒙

中国古代的“公园”，指的是官府修建的园林，早在宋代就已出现。它们向公众开放，具备现代公园的基本特征。但细究一番不难发现，古代公园与现代公园有一个本质区别，即何为“公”。

“公”有“公用”的意思，也有“共有”的意思。新民主主义革命后，先进的思想冲击着年轻人的认知，“天下为公”和民主思想涤荡着整个社会。这一理念出自2000年前的《礼记》，被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家们赋予了现代意义——天下是公众的天下，为大家所共有。

社会思潮的更新，也作用于城市发展之上。100多年前，公园被当作西方城市文明的象征引进中国，掀起了一系列公园开放运动，很多清朝的皇家园林被改造为公园。1925年，占地68.2万平方米的北京北海公园向公众开放。作为曾经的皇家园林，北海公园历经数个朝代。辛亥革命后，经过10余年的闭园和修葺，它从至高无上的皇帝私家园林，被改造为供布衣游览的公共设施，完美诠释了我国公园从“私”到“公”的革命性转变。

正因如此，在新文化人的眼中，公园有着启蒙的意义。通过“公园”，能够培养“公民”。梁启超曾说：“若无相当之公园，则于卫生上、于道德上皆有大害，吾至纽约而信。一日不到公园，则精神昏浊，理想污下。”公园教化、启蒙的使命，令有识之士对公园的规划更加审慎。比如，北京大部分公园内设有图书馆、阅报室、讲演厅、陈列所、博物馆、音乐堂、体育场等现代设施。为教导大众得体地使用公园空间，公园还制定了详细的规范，比如不可以大声喧哗、不可以赤身裸体、不可以向动物投喂食物、不可以攀折花草树木等。

公园，这样一个先锋的公共空间，也成为当时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集会场所。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林峥在《公园北京：文化生产与文学想象（1860—1937）》一书中记录了这样一桩轶事：北京兴建公园后，公园成为“少年中国学会”，即“五四”以来最重要的政治团体举办活动的重要地点。与此同时，碍于公共空间有限，美国哲学家、思想家杜威去南京演讲时，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场所，活动差一点儿没办成。

民国时期，北海公园虽然向公众开放，但是要收取门票的，仿佛要在闹市之中独善其身。相比之下，今天的我们更能看到城市公园在“公共”精神上的进步——没有围墙。城市公园与市区融为一体，人们来去自如，实现了完全的“公”。

 1925年，北海公园被改造成面向大众的公共空间，完美诠释了“公”的内涵

从一园到一城

随着城市发展，公园的定义也相应地变化，城市中常见的综合公园、专类公园、社区公园，都可看作城市公园的一部分。通过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实践经验，我们可以大致总结出城市公园的功能：一是社会文化功能，公园的空间环境和相关设施为城市居民提供户外活动场所，满足休憩、活动的需要。这是城市公园最主要的功能。二是环境改善功能，这是从城市发展角度评估的：一座绿意盎然的公园美化了市容，提升了城市的魅力。三是经济功能，人文价值和自然环境价值增加的吸引力转化为经济价值，进而推动城市发展。

相比从前，经过产业升级的现代城市，各方面都已大有改观，但这并不意味着“城市病”治愈了。随着时代发展，“城市病”的病症开始从生理转移向心理。公园的功能也随之演变，从一个供游憩、观赏、休息的场所，发展成包含文娱活动和文化科学普及的综合性设施，及抚慰疲倦心灵的存在。

在我国，公园更有深意。参照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当城市化达到50%时，社会的“城市病”最严重。2022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已超过65%，城镇人口超过9亿，推进公园建设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将“可持续发展”确定为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战略。2002年，党的十六大把“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近年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陆续发布《公园设计规范》《城市公园配套服务项目经营管理暂行办法》等文件，更是助推各地开展公园建设工作。多年发展之下，我国公园建设成效显著。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到2020年，中国已经有19823个公园，公园面积达到53.85万公顷，接近东南亚国家文莱的国土面积。在国内人均公园面积位列第一的北京，人均公园面积为16.31平方米/人，高于同时期的纽约市。

属于我们的公园故事才渐入佳境。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赴四川视察时，首次提出“公园城市”全新理念和城市发展新范式。当下，“公园城市”已成为城市发展转型和规划建设的热词。

在空间上，公园城市和城市公园相对应。公园城市是覆盖整座城市的大系统，将城市中的公园纳入同一系统，而非孤岛式分布。简单地说，不是在城市中建公园，而是把城市变成大公园。一袭自上而下的“春风”沁人心脾——上海出台了《关于推进上海市公园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出门5分钟到10分钟有绿，骑车15分钟有景，车行30分钟有大型公园”的目标；杭州出台《杭州市区加快公园城市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提出打造四级公园体系，实现“300米见绿，500米见园”的目标……

一抹绿色注入城市，从动脉扩散到毛细血管，渗进每一处日常生活，带来一曲欢脱的城市牧歌。

从古代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到如今的城市公园、公园城市，公园是过往的“史记”，也是现代生活的标志。其承载的人文精神，与我们所追求的美好生活密不可分。

让公园渗进居民的日常生活，人们得以重返大自然的怀抱

摄影张北

路过生活的“码头”

文|岱岩

城市提供更多的生存资料，而公园则是精神栖居之地。古希腊人认为，只有积极进入公共领域，才算过上了体面的生活。联合国人居署执行主任霍安·克洛斯也提过，成功的城市规划，首先应具备有效的规则，来保证充足的社会融合，避免隔离。现代城市公园，正承担了这样的作用——当它超越了消费、休闲的空间功能，其中的喜怒哀乐会成为群体的记忆与想象，进而升级为一地的人文遗产。

50万块牌子

今天，当我们打开辽宁省沈阳市的地图，会看到城市腹地之处伫立着一个对比鲜明的空间：在西滨河路和文艺路交叉的地方，南运河穿城而过，将大片绿地分为鲁迅公园（简称鲁园）和鲁迅儿童公园。河水东西延伸，联结起高档住宅、知名医院、豪华酒店和购物中心，连同周边不远的青年公园和南湖公园，形成了沈阳最宜居、房价最高的地区之一。就在这块高楼林立的地方，鲁园劳动力市场和鲁园古玩城嵌在鲁迅儿童公园两侧，吸引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群。

早年，杨春文有写“维权日记”的习惯。2006年1月26日，回老家凌源过年前，他写下了上一年自己当选辽宁沈阳鲁园农民工工会首任副主席的经历：“2005年3月，我还在鲁园劳务市场寻找工作时，赶上沈阳市总工会副主席张金城到鲁园劳务市场调研建立农民工工会，他对我问寒问暖，使我很感动。4月24日是个难忘的日子，这一天，鲁园农民工工会成立了，我当选了农民工工会副主席。张金城对我语重心长地说：‘春文，你可是全国第一个农民工出身的工会副主席，一定要把工作做好，可别辜负农民工的愿望、市总工会的重托啊！’”

鲁园农民工工会，依托闻名东北三省的鲁园零工劳务市场（现鲁园劳动力市场）而生。这里曾是东北最大的零工市场，成立时间可追溯至1991年。是年，沈阳刚成立了房地产开发协会，城市正在迅速更新，构建自己的骨骼。随之而来的是大批外地务工人员入沈求职，鲁园一带空阔的空间，成为他们在城市中理想的落脚点。

2000年11月进行的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沈阳有720万人口，彼时，鲁园每年流动的外来务工者就超过50万人。这些“新市民”大部分来自沈阳周边、辽东农村，也有河南、河北等地的外省人，他们或脖挂、或手举一个牌子，上边写着“力工”“保姆”“水电”“瓦工”等工种，等待招工的“老板”挑选。刚来鲁园时，牌子可能是一张纸壳。接到几份工之后，有的务工者会在工地上捡块木板，刷白，再用黑油漆、红油漆横平竖直地写上自己的技能。在长年累月的零工生涯中，这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求职广告。

杨春文很早就知道鲁园。1996年，他从内蒙古师范大学俄语专业毕业，踌躇满志，一头扎进辽宁省人才市场。天不遂人愿，杨春文没找到工作，随身携带的400元钱马上就要花完，只能从人才市场转战鲁园找零工。9年来，杨春文钉过鞋跟、刷过碗，从酒店打杂做到水案，再到成为厨师。在当选工会副主席之前，他每月至少能赚1500元，正梦想着成立自

己的餐饮连锁店，当老板。

城镇化迅猛推进的时期，鲁园见证了无数外来务工者建立新的人际关系、融入城市的经历，同时也见证了沈阳零工市场规范化、法治化的过程。农民工工会成立初期，杨春文等工会干部做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为外来务工者讨薪维权。一笔烧烤店的欠薪，共150元，用了一个月又20天才追回。2006年初，身患骨结核的浙江农民工倪裕春欲割腕自杀，送医救治期间，鲁园农民工工会为他筹集了10214元医药费。这笔钱中，有324元是由57个人捐助的，其中最小一笔是5毛钱。

线上招聘还未兴起的时代，鲁园作为一块过渡之地，是名副其实的公共空间，人流量、功能性、社群黏性远非现在的公园可比。媒体报道显示，鲁园零工“集散地”形成于1991年，2000年一度因扰民被关闭，但务工者依然不走，仍每天到这里举牌求职，执法部门屡次整治，成效甚微。

这一时期，外来务工者与本地失业人员聚集在鲁迅儿童公园门口，竞争呈白热化态势，再加上求职者自我保护意识尚未健全，鲁园地区的社会、环境、治安等问题一度达到负面顶峰。那几年，曾有20多名代表在沈阳市人代会上联名建议，希望建一个“设施完备、功能齐全、管理先进”的现代化劳务市场。但也有代表认为，鲁迅公园以著名作家的名字命名，周边是东北大学、鲁迅美术学院等文化院校，这里应整修成文化中心，比如建“三味书屋”和“画家村”，而非劳动力市场。

鲁园一带，一度是外来务工者的首选落脚地。他们时常挂着写着“力工”“水电”的招牌，等待顾客的挑选

摄影田卫涛

大师与小葫芦

30余年后的今天，鲁园劳动力市场仍然存续，成为集求职招聘、技能培训、创业帮扶等功能为一体的新型用工市场。而与之一园相隔的地方，则建起了汇集了辽白瓷、辽三彩、辽砚、岫岩玉、抚顺煤精、阜新玛瑙、朝阳化石等玩器藏品的鲁园古玩城。

鲁园古玩城的前身是沈阳南湖古文化市场，最初，这是南湖早市附近一个绵延数里的古玩旧物露天市场，在全国赫赫有名。待到“加盖”成城后，的确如代表所提议，成了一处像模像样的文化中心。建筑延续了对岸鲁迅公园的水乡风格，门前一座牌楼上，“鲁园古玩城”5个大字内藏秀蕴，为辽宁省博物馆名誉馆长、已故鉴赏家杨仁恺所题。

杨仁恺生前甚少公开题字，给古玩城题字，或许是因为个人爱好。杨仁恺是四川人，早年工作地点离成都古董云集的总府街很近，就此养成了逛街看古董的习惯。抗战胜利后出川入京，他很快又和北京琉璃厂的各家古董店打成一片,晚年还笑称自己是“琉璃厂大学毕业的，古董店和地摊是启蒙老师”。

地摊江湖，是古玩交易的精髓之一。早年，鲁园古玩城的集市熙熙攘攘，地摊从停车场一直摆到河边，游客能在林荫之下找到建国前的名家字画、建国后的胶片机和手表，以及碗盘、手串玉石、茶叶老酒、徽章相册、铁皮玩具、连环画、老杂志……有人如此形容：“昨天停着几百万豪车的地方，今天可能摆着一元一个的小葫芦。”

疫情之后，鲁园古玩城仍保持着周五至周日出摊的传统，但相比早年盛况，现在生意明显淡了，很多摊主找货收货不易，手里好东西不多，不少以前经常摆摊的人也不来了。与此同时，互联网大潮席卷古玩行业，一些摊主改到线上直播展示藏品，尤其是手串、玉石等符合大众消费喜好的品类，早已在各地雨后春笋般涌现的直播间中完成了新的消费者教育。

年轻的新买家更习惯线上秒杀，只有老游客还保持着线下鉴宝的习惯。对于他们来说，在鲁园逛地摊，不仅是交易，更是休闲游憩、交流分享的过程。那些掌眼、砍价、坐在小马扎上替上厕所的摊主看摊的故事，是手机屏幕里声声“老板”替代不了的。

公园对所有人敞开，人们在其中卸下压力与防备，释放最本真的自我

摄影田卫涛

城市气口

对于不熟悉鲁园的人来说，这里求职、藏宝的功能过于突出，往往让人忽略了最重要的主体——公园本身。鲁迅公园始建于1939年，原名为“近江公园”，现在附近的一条细巷仍名为“近江西巷”。1953年，为纪念鲁迅先生，公园更名“鲁迅公园”，沿用至今。

鲁迅公园距离南湖公园、青年公园不远，从小在附近长大的人们将这三座公园称为“和平区老三样”——这种称呼，体现出一种情感上的亲昵。不少人儿时在这里玩过碰碰车，爬过假山上的孺子牛石雕像。2010年公园翻新，重修了牛的雕像，新增了海洋广场、陆地广场等游玩设施，为了便于中老年人钓鱼，还扩展了水体面积，并在湖里种上了荷花。这些基于民众需求所做的改动，并不都让人“眼前一亮”，更多还是为了恢复旧有功能，以实现情感的延续。

作为城市最重要的公共空间之一，公园几乎没有设置任何准入门槛，各大城市“拆墙透绿”后更是如此。模糊边界的城市公园为所有居民，尤其是那些最为脆弱和最弱势的群体，提供了空气一样平等的体验。

贾樟柯有部电影，名为《世界》，取景地是北京世界公园。这是一个融合了世界上40个国家、109处古迹名胜微缩景点的乌托邦，“不出北京，走遍世界”是它的最大卖点。影片中，游客在英国巨石阵里骑马，员工宿舍前立着凯旋门……几个小城青年迷失在这美丽而荒诞的场所之中，恍若找到了梦想的新世界。

公园所带来的满足，是用一种无所事事的存在，为正在承受生活重压的人提供心灵避难所。物理意义上的公园没有围墙，但实际上，钢筋水泥之外的生态环境与人文环境，让踏入公园的游客进入了一个相对封闭的舒适区，这也是所有城市公园最本质的功能——让人得到放空与喘息。

大部分时间里，喘息是短暂的。《世界》中有一个情节：一男一女被困在公园的钢筋群中，此时，一架飞机从他们头上飞过。这让角色与观众同时从幻觉中抽离，如大梦初醒。而现实中，公园带来的轻松也是短暂的，但我们仍可以将它看作生活汪洋中的小小码头，并从中获得重启的力量。

老百姓乐活之地

当清晨的太阳透出第一束柔和的光线，公园渐渐苏醒。种种故事，缕缕情丝，园与人，好戏拉开了帷幕，年年岁岁，莫不如此。

北京•景山公园 摄影 董德

中国有近两万座公园，散落在这片土地的天南海北。公园犹如一片片反光镜，折射出不同的地域文化与日常百态。当我们探入其中，会发现，城里人的生活远没想象的那么突飞猛进、日新月异。

景山公园坐落于北京中轴线上，与故宫神武门隔街相望。这里曾是明清两代的御苑，如今已是游客的乐园。登上景山，可以俯瞰故宫全景；山上还有棵歪脖子树，相传是明崇祯皇帝自缢的地方。

历史与传奇，赋予景山公园皇城根儿下独有的厚重感，却未让它丧失烟火气。这样一处空间，是游客的，更是“老北京”的。纵使门外就是有着600多年历史的故宫，人们在这里依旧自得其乐。广场舞、合唱团、抖空竹、玩龙灯，忙得不亦乐乎。天刚蒙蒙亮，就有市民身着统一的服装来到这里，排好队形，打开音箱，开启平凡又崭新的一天。一度，景山公园里活跃的各类团体达到40余支，公园管理中心不得不做出规定——各团体活动仅限中午12点前，音箱音量须控制在80分贝以下。音量小了，但人们内心的鼓动，仍然在这里震颤。

比起北方公园的厚重与粗犷，南方的公园则显出其精致与烂漫。苏州园林正是个中典范。在苏州，名气大的园林太多，游客也太多，反倒是一些冷门小园子，才有资格成为本地人的“后花园”，怡园就是其中之一。这座园子靠近古城区最热闹的商圈观前街，却鲜有游客光临。倒是常见本地人休闲消遣、取景拍照，享受这一方精致景色。

休闲放松，是公园最为显著的职能。在广州，公园更成为“老广”悠闲态度的最佳注脚。连郭沫若都说：“北园饮早茶，仿佛如到家。”“广州最懂生活的人，在荔湾。”想要明白这句话，去荔湾湖公园走一圈就知道了。这里有祠堂、文塔、酒家、庙宇，千百年来延续着最纯粹的市井风情。

荔湾湖公园始建于20世纪50年代，这片区域的历史却可以追溯到千年前。如今，每年端午，这里都会沿袭传统民俗，举行“起龙船”仪式。人们将深埋水底一年的龙船挖起、洗净、风干，为赛龙舟做好准备。从古到今，从旧到新，雄壮的号子声中老龙起水，带来穿越古今的激情。

从广州来到东北，公园依然是城市生活的一处缓冲带。每当冬日来临，在北陵公园情人岛冰湖，就能看到冬泳爱好者劈波斩浪的身影，成为北方特有的公园风景。沈阳的公园不少，北陵公园是最大的一个。对于老沈阳人来说，北陵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结：童年的春游，少年的恋爱，再往后是健身、遛娃。这一处幽静的绿洲，正是人们从庸常生活中解脱、拥抱自然的入口。因而，每当漫步其中，常会忘记它的“世界文化遗产”标签——或许，文化的生动之处，正厚植于鲜活的日常之中。而作为“遗产”的公园，将世世代代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

苏州•怡园 摄影 倪黎祥

沈阳•北陵公园 摄影 田卫涛

广州•荔湾湖公园 摄影 黎湛均

盘活公园经济学

文|东来

老门票

中国每个城市都有一座“人民公园”。在郑州，人民公园是三大老公园中面积最大、建立最早的。这里绿树成荫，风景宜人，王怀民小时候常去里面玩耍。园中的“半拉锅”剧场、露天影院、莲花池、工农兵塑像，无一不承载着他的童年回忆。

“我小时候，人民公园门票3分钱一张。那时候家里穷，想去公园玩，又不敢跟家长要钱，常常和小伙伴们翻墙进去。”那时，去公园是要买票的，进门时检票员会撕去门票一角，表示已经检过票了。因“正式”去趟公园很不容易，每到一处，王怀民都会把票根小心翼翼地放进口袋，回家熨平整，再夹到笔记本里。几十年下来，收藏公园门票成了他的一大爱好。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公园收门票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公园数量较少，大部分城市公园由政府相关部门直接管理。进园收票，一方面可以补充地方财政收入，用于对公园的管理、维护；另一方面，也可以限制人流，保护园内环境。

然而，向公众开放、为公众所用，才是公园最为本质的属性。为此，在2001年中国公园协会秘书长扩大会议中，代表们不约而同地建议，除历史文化遗产类公园外，都应免费开放——因公园具有公益属性，为市民提供休闲场所，对改善区域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有重要意义。随后，国内城市公园迎来免费开放的热潮。1995年，深圳率先突破公园收费模式；2002年，珠海将所有市政公园免费开放，成为国内第一个全面免费开放的城市；北京、上海、杭州等地也接踵而至。如今，国内各大城市的城市公园，基本实行免费开放政策。

尽管公园门票已经隐入历史尘埃，但对于王怀民来说，这些精美的纸片承载了时代的记忆。在他收藏的郑州公园门票中，当属人民公园的门票最多，上面镌刻着童年时熟悉的石山、莲花池和青年湖，每次翻看，回忆便涌入脑海。那些20世纪特有的黄绿色画面，不断泛起过往的回忆。

生存有道

公园免费开放，市民得以自由进出，享受社会福利和公平权利。但与此同时，也给公园的经营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实行免费开放前期，出现游客量过多、经费短缺、管理难度上升等一系列问题，有些城市的公园度日艰难，迫不得已缩短开放时间，甚至恢复收费。

显而易见的是，专类公园，像动物园、植物园、文化遗址公园及历史名园等，因其属性，尚可以通过收取门票补贴运营管理成本。但城市中常见的、作为公共福利设施的公园，该如何生存？

作为现代城市公园概念的发源地，纽约提供了一个样本案例。坐落于纽约曼哈顿核心地带的布莱恩特公园，始建于1900年，1933年被改造成为一座古典公园。由于设计不合理，缺乏管理养护，公园一度成为瘾君子和流浪者的天堂。20世纪80年代起，当地政府通过与私人部门合作的形式，将公园的经营、管理交由一家非营利性私人企业负责，纽约市公园局则作为资产的所有方和行政管理方，对其进行监督与考核。

引入第三方运营后，公园大力开发经营项目，举办诸如艺术展览、电影放映、音乐会、百老汇演出、亲子教育等主题活动，以经营联动管理。在更新改造完成后的7年内，公园内里犯罪率降低了92%，周边土地价格也大幅升值。现在，公园通过合理的规划和正确的市场化选择，成为纽约“最繁忙的公园”，仅2019年就创造了近2000万美元的收入，覆盖了运营养护成本后，仍有大量盈余。

除布莱恩特公园外，日本涩谷的北谷公园同样引入民间资本对公园进行改造和运营。公园占地面积仅960平方米，却举办了诸如爵士音乐会、摄影活动、T台秀、主题集市等大大小小数个主题活动，吸引了大批市民和游客参与。

公园作为城市建设的附属品，在过往的城市化进程中，被各地大量建设，大多作为纯公益产品免费提供给市民使用，沉淀了众多没有收益或收益很少的资产。这些地方开始意识到，与其让政府为之付出大量的运营养护成本，不如通过市场盘活公园资产，让其重新焕发商业活力，降低对财政资金的依赖。这也是未来公园发展的趋势所在。

布莱恩特公园的商业化之路，成为未来公园发展的典范

城市探索题

公园的商业化之路不仅关乎自身的发展，更关系到周边区域的价值。

前段时间陪朋友看房，楼盘附近有一座远近皆知的火葬场，虽已停用数年，但依然是不少看房者的“心病”。售楼员一眼看出朋友的顾虑，介绍道：“火葬厂马上就搬走了，我们会在那儿建一座公园，等公园建起来，房价肯定还得涨。”

售楼员的话不假。如今，楼市已进入“大公园地产时代”，周边是否有公园配套，成了评判房地产板块价值的重要依据。在城市土地越来越珍贵的现代，选择一处居所，就是选择一种生活，而公园正是触手可及的诗和远方。

公园改变区域经济价值，这样的故事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就曾上演。在寸土寸金的美国纽约市区，中央公园四周高楼林立，这块从公路切割出的矩形区域，与喧嚣的商业建筑群形成鲜明对比，犹如沙漠中的绿洲。10年来，曼哈顿房地产成交价格最高的50笔交易中，有41笔在中央公园周边完成，房价要比非公园旁高出12倍。如著名的One57大楼，单套成交价曾高达一亿美元，一座大楼就能把戴尔电脑创始人等全球富豪聚集在一起，这种凝聚力可谓雷霆万钧。正如造园家西蒙兹所说：“凡是看到、感觉到和利用到中央公园的人，都会感到这块不动产的价值，它对城市的贡献是无法估计的。”

在国内，公园与区域经济的关系同样愈加紧密。另一处“中央公园”——位于沈阳浑南区的中央公园，毫无疑问是这方面的“优等生”。

中央公园位于沈阳故宫轴线的南部延长线上，北望百年故宫，历史文脉的延续，赋予它独特的城市占位和文化底蕴。2010年，沈阳市政府提出“发展大浑南”战略，新市府作为重点发展的板块，以中央公园为中心，规划了中央经济区、中央生活区和多极城区。第十二届全运会主功能区落址浑南全运村，其中，被称为“大脑”的运行中心正落址中央公园板块。同时，辽宁省博物馆、科技馆等“四馆四厦”也相继拔地而起，中央公园文化中心的标签被彻底坐实。2015年，沈阳市政府南迁，至此，中央公园又添新定位——新市府板块，这一称呼无疑又给中央公园冠上了政治中心的标签。2017年，辽宁自贸区落址浑南创新天地，国内外产业纷纷汇集于此，中央公园也顺势成为沈阳与世界对话的窗口。

闲来去中央公园散步，也曾好奇周边房价。无须多问，自然与其风景匹配。夜经济地标、区行政中心、人群集中居住区等标签，使这里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但对于普通居民而言，感受当下则更为重要——置身于一处充满科技感和国际范儿的公共空间，一面是楼宇遍地的霓虹森林，一面是草长莺飞的绿野森林，公园成为一个锚点，展开的是现代城市生活的理想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