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大关

2022年起，中国第二次生育高峰期（1962年-1975年）出生的人口，已正式迈入60岁大关。

在我国古代，60岁称为“杖乡”，即拄杖还乡之年。拿到现代来说，就是退休。出生人口数显示，去年全国迈入60岁的人口数不到1200万，今年则超过2000万，明年预计近3000万。按照目前我国执行的“男干部及职工60岁，女干部55岁、女职工50岁”的一般退休年龄推算，第二次生育高峰期中，一部分1962年左右出生的女性，已于5年前陆续退休，从今年开始，1962年出生的男性也开始加入退休行列。反映到现实生活中，退休人数可能增加明显。因此，有媒体将这一批正在或即将进入退休年龄的人，称为“史上最大退休潮”。

在这里，所谓“史上最大”的头衔，其实是对比第一次生育高峰期而言。自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有37个年份的出生人口超过2000万，这37年，构成了1950年-1958年、1962年-1975年、1981年-1997年共3次人口出生高峰。其中，第一次生育高峰持续了9个年头，其间有6年出生人口数量超过2000万。按正常规律推算，这批婴儿将于2010年-2018进入退休周期。但实际上，这波人员的退休给整个社会带来的影响较弱，几乎未激起任何舆论声浪。

那么，第一批“婴儿潮”退休后的平稳过渡，是否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第二次“退休潮”的影响？

答案是否定的。实际上，第一次生育高峰期的尾巴与第二次生育高峰期的开头，之间虽然仅隔了3年，但这两批出生人口所处的环境，差异极大，导致两批退休年龄人群的情况，也截然不同。

我国于1996年发布的《中国的儿童状况》白皮书提及，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的婴儿死亡率约为20%。当时，破伤风是新生儿死亡的主要原因。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随着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妇幼卫生保健机构，将新法接生作为控制产褥热和新生儿破伤风的主要措施，才遏制了新生儿死亡的继续增长。

此外，在第一次人口出生高峰期，我国传染病发病率和死亡率处于双重高企状态，与此同时，国家生产尚在萌芽，物资相对贫乏，政府甚至要在部分地区发放婴儿食品，以保证孩子能够存活。在这种情况下，免疫力相对较低的婴儿极易夭折。78岁的刘兴瑞儿时在河南长大。据他回忆，小时候家里常吃红薯干馍，一年到头吃不上肉。母亲奶水稀少，弟弟妹妹吃不饱。有一个妹妹很小就病死了，“送到医生那里，说是得了疫病，妹妹身体太差，最终也没治好。”

直到第一批“婴儿潮”过去之后，20世纪60年代，我国才开始在大、中城市接种卡介苗、百日咳、白喉、破伤风、麻疹、脊髓灰质炎疫苗。1978年，儿童计划免疫工作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同时，政府开始推广科学膳食制度。到了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预防接种证制度正式推行，新生儿开始按期接种疫苗。

医疗保健水平的提升、营养状况的改善，意味着第二次生育高峰期出生的新生人口，较之他们的兄姐，存活到退休的概率更大。国家统计局报告显示，1949年时，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仅有35岁，1957年，这一数字迅速提升至57岁。到了第二波“婴儿潮”即将步入退休年龄的2018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已达到77岁，进入一个长寿的时代。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情况是，第二次生育高峰期足足持续了14年。在这14年中，每年出生人口均超过2000万，1963年更是接近3000万。如此人口增长规模，配合直线上升的存活率，所带来的冲击，是第一次生育高峰期远不能比的。

目前，中国已跨过了第一个快速人口老龄化期。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大陆地区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总量为2.64亿，占总人口的18.7％，相比10年前上升5.44个百分点。近5亿农村人口并没有严格的退休制度和概念。可以预见，未来14年形成的新一波“退休潮”，将给以年龄为基准的中国人口结构造成怎样的改变。

“退休潮”，在今天听起来并不是一个振奋人心的词语。它是人口老龄化极富冲击力的表征。由其衍生而来的劳动力人数下降、医疗成本上升预期，都让我们对于养老环境、自身处境产生新的评估。而这些问题落到每位老人身上，影响则更为具体、幽微、难以名状：养老钱够不够，要不要补贴子女，长年带娃究竟有没有人领情，是否需要拓展新的交友圈，什么是老年的快乐……物质与精神的需求，最终归结为一个问题——我们该如何构筑老年生活的支柱？

近年来，我国正处于产业升级发展、人口结构转变的阶段。转型背后，并非所有领域都会齐头并进，一些适合下一阶段生产力、人口结构的政策、服务，尚在不断成熟完善。这些空缺之处，一方面需要社会组织的柔性补位，另一方面，仍要靠个体自身的规划与奋斗。

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之中，60岁～69岁的低龄老年人口超过半数。这些“年轻的老人”，大多具有硬朗的身体，以及丰富的知识、经验、技能。得益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卫生医疗条件的改善，他们的法定劳动年龄和实际劳动年龄之间，差值在不断增加。可以预见的是，这一波“退休潮”之中，蕴藏着我国人力资源的宝藏，也带来了个体美好生活的参差可能。　　　　　　

本刊编辑部   丛琳 统筹

三柱鼎力

文|席予

独木难支

最近，社交平台上流行晒养老金。有人留言介绍自己的情况：女职工，1970年出生，2020年退休，参加工作20年，退休工资2500元。

在此话题下，各地网友晒出的退休人员月均养老金，绝大多数都在2500元~4000元之间。《关于2022年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也印证了这一数额：2022年我国退休职工人均养老金为3158元/月，该数据大体可以认定为是退休职工的收入水平。如果是女职工，50岁退休，缴费工龄本来就短，个人账户上的资金还要相应地分摊到比男职工多10年的领取年份里。这一金额水平，再结合各地的生活成本，相信每个人都会有“够”与“不够”的判断。

随着“史上最大退休潮”来临，我国正加速进入老龄化时代——老年人口多，老龄化的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大。特别是“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轻度老龄化到中度老龄化的重要窗口期。可以预见，养老金的压力将越来越大。未来，个体能否过上相对体面的养老生活，或者说，退休后的生活水平是否会出现严重下降，我们可以用一个公认的基本指标“养老金替代率”来衡量。养老金替代率，即养老金和退休前收入的比率，比率越高，意味着退休后的生活保障水平越好。世界银行报告曾经给出过一个参考数据：如果退休后的收入能够达到退休前的70%，基本可以维持生活水平不出现明显下降；55%的替代率是一个警戒线，养老金替代率低于55%，意味着退休后的生活质量会出现严重下降。

令人担忧的是，21世纪以来，我国养老金替代率不容乐观。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替代率从2002年的72.9%下降到2011年的50.3%，近年更是持续徘徊在50%以下。究其原因，尽管作为分子的养老金每年都涨，但作为分母的居民收入涨得更快。

此外，物价也在上涨。以今年7月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为例，鲜果、鲜菜、畜肉类价格均大幅上涨，其中，具有食品价格标杆意义的猪肉价格上涨20.2%。这对于“吃”占消费大头的低收入者而言，影响显著。

除了刚需的食品，居民消费品八大类别中，与老年人息息相关的医疗保健，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价格涨幅也领跑CPI。退休人员在教育、住房和旅行上的需求较少，但在食品和医疗保健上的开支难以避免，这就容易造成养老金“不够花”的情况。

尽管养老金替代率处于低位，但目前来看， 基本养老金仍是我国退休人员收入的主要部分。为了维持“第一支柱”的支撑作用，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保缴纳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2016年央视曾做过一期报道，其中提及， 如果一个职工工资条上一个月的收入是8000元钱的话，那么他到手的实际收入，是不到5000元钱的，那3000多元钱都去交“五险一金”了。

这种压力不仅存在于个人身上，对于企业也是挑战。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李东生在这期节目中提到，公司在广东有5万多名员工，2015年缴纳“五险一金”的总额是4.48亿元，这个数字占企业盈利的总额，大概是15%。

最近几年，在疫情等多重压力下，我国已经陆续下调社保缴费比例。从积极的角度看，下调社保缴纳水平，可以有效降低企业负担，提升企业利润，进而稳定就业。对个人而言，意味着当期收入增加，也有利促进消费，起到提振经济的效果。不过，从长远来看，社保缴费比例下调，对于基本养老金“资金池”势必有一定影响，在解决了“交得多”问题之后，“领得少”又会成为未来的问题。

这种情况不止发生在中国，在日本、德国等社会老龄化进程加剧的国家，近年也不同程度地出现养老压力。日本社会学者藤田孝典曾提出“下流老人”这一概念，专指日本近年来出现的大量过着中下阶层生活的退休老人。他在书中表示：“（日本）养老金制度即将崩坏，长期照护缺乏人力，高龄医疗缺乏品质，老人居住困难，若政府不提出有效政策，可能出现一亿人的老后崩坏。”

对此，日本政府为了缓解全国性的养老金压力，推出了养老金灵活申请计划。原则上，日本65岁以上的老人才可以申请养老金，而在新的计划之下，申请年龄可以提前到60岁，如果70岁再申请，每个月的养老金是原有的1.4倍。75岁申请，每个月则会拿到1.84倍的养老金。正因如此，很多日本老人进入了一个略显凄凉的“对赌”局面之中：是赌自己能多活十几年，可以多拿些钱；还是宁愿早拿少量的钱，用以暂时缓解眼下生活的困境？

那么，除了基本养老金，我们的养老钱，还可以从哪里“扩容”？

1994年，世界银行提出了养老金“三支柱”的概念：第一支柱是由政府管理的强制性、现收现付制的公共养老金计划，主要目标是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要；第二支柱是雇主发起、私人部门管理的完全积累制职业养老金计划，作用是减少对第一支柱的依赖；第三支柱是个人自愿参加的养老储蓄计划，由政府提供税收激励。

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我国也在1994年建立了“三支柱”社会保险制度。第一支柱为政府主导的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社保基金是其重要补充；第二支柱由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等企业自主安排的保障计划构成；第三支柱则为个人自愿参与、政府提供税收优惠等政策支持的个人养老金和其他个人商业养老金融业务。

尽管已有近20年的发展史，但在实际运行中，“三支柱”的养老金体系始终存在失衡问题。第一支柱独大，第二支柱滞后，第三支柱“瘸腿”。

未来的分工

时至今日，许多人对基本养老金的认识仍有误区，认为自己“不靠别人养活”。事实上，我国基本养老金制度是“工作的一代人创造财富，来供养退休的一代人”的现收现付制度，在学界看来，这是人口红利充足的情况下，最可靠的养老方式。然而，随着老龄化加剧、生育率下降，要保持养老金替代率不变，维持代际公平，劳动人口的负担会越来越重，这将导致现收现付的制度向资产型制度过渡。后者意味着，年轻人交的钱，将不用来支付老人的养老金，而是作为自己未来的养老储备。

目前来看，我们希望过渡到的多层次、多支柱养老制度，就是资产型制度的载体。其路径是通过资产型的第二、第三支柱养老保险，来积累自己养老的资产。

以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为主的“第二支柱”，目前覆盖面有限。职业年金主要面向机关事业单位和国家事业单位职工，截至2021年末，覆盖了约80%的机关和事业单位职工，约3000万人——这也是机关事业单位工作被称为“铁饭碗”的主要原因之一，即使在退休后，收入也有一定保障。

企业年金与职业年金目标对象不同，主要面向企业员工。我们常说的“五险一金”，如果有了企业年金，就变成“五险二金”。企业年金缴费分为职工个人缴费与企业缴费，比例为1∶4。假设职工的月工资是一万元，企业年金每月缴纳个人工资的1%，那么他要交100元，同时公司交400元。这些钱会流入企业年金基金的“资金池”，当有人退休时，就可以从资金池里提取属于他的企业年金。

理论上，个人能领取多少企业年金，取决于其账户余额、领取方式、资金增值。打个比方：老李退休时，企业年金个人账户有36万元，老李可以选择一次性取出，也可以选择按月领取。如果每月领3000元，老李可以连续领上至少10年，因为企业年金账户在领取的10年中还会继续增值，所以实际领取时间会超过10年。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企业年金参加职工只有2718万人，仅0.53%的企业为职工建立了企业年金作为补充养老保障。这些企业以国企为主，大部分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没有建立企业年金制度。

对于企业而言，由于《企业年金分配方案》中明确限制，职工在一定服务期以后，才能全额记入个人账户。缴纳企业年金可以帮助企业建立中长期激励的制度，在提高职工福利、控制成本、留住人才等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此外，国家为鼓励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制度，也出台了不少政策，比如可以减免相应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更是明确要求提高企业年金覆盖率。但现实是，在竞争异常激烈的市场中，绝大多数企业还是更倾向于将福利折现。

综合来看，社会养老保险由国家统筹，企业年金由企业经营者主导，真正能够由我们个人主导的，只有“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和其他个人商业养老金融业务。

所谓的个人养老金，类似一种定投式的储蓄。参与者在指定银行开立个人账户，然后往里面存钱。这笔钱可以用来购买4类稳健型的金融产品：银行理财、储蓄存款、商业养老保险以及公募基金。等到了法定退休年龄，个人养老金账户里的钱会按照一定规则，打到社保卡里，或由家人继承。个人养老金账户的资金能享受一定的税务优惠，但也有弊端。目前，国家对于个人养老金的领取，有明确限制：“参加人达到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出国（境）定居，或者具有其他符合国家规定的情形，经信息平台核验领取条件后，可以按月、分次或者一次性领取个人养老金。”也就是说，用个人养老账户购买的金融产品，在取用时会受到一定条件限制。此外，目前我们每年可以往个人账户里存的钱是有上限的，每年最多1.2万元，对于中、高产家庭而言有些偏低。因此，更多人会选择将个人养老金和自己单独配置的商业养老金搭配起来，这样既能享受到一定的税收优惠，又提升了相关养老储备金的收益率。

周女士在北京一家传媒公司从事销售工作，刚步入职场不久，月工资不高，收入主要靠奖金和年终分红，每月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额度有限。疫情之下，周女士的收入下滑，让她对未来产生了担忧。

“我算是理财‘小白’，身边有一些朋友用积蓄投资股票、基金，我不敢。现在股市行情一般，我平时工作也比较忙，没有时间研究。如果都存定期，感觉有点儿亏，万一有事，也不好取钱。”周女士说。多方权衡之下，她买了一份增额寿险。

近年来，在丰富第三支柱养老产品供给方面，我国一直在开展探索。2021年，银保监会明确，鼓励专属商业养老保险业务发展。截至2022年二季度末，保险业专属商业养老保险产品实现保费约22亿元，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在金融产品方面，2021年9月，银保监会选择“四地四家机构”，首开我国养老理财产品试点。今年2月，养老理财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对北京、沈阳、长春、上海、武汉、广州、重庆、成都、青岛、深圳10个城市签发的身份证持有者开放购买。截至8月，已经有36款养老理财产品上市，这些产品的业绩比较基准多数设置为5.8%～8.0%，存续期一般在5年左右。下一步，银保监会和央行还将启动特定养老储蓄试点，推出整存整取、零存整取和整存零取的养老储蓄产品，储蓄期限最高可达到20年。

从政策和实践的尝试来看，当代中青年人可以选择的养老资金储备模式，将越来越丰富。一些亮眼收益、超长期限，又有国家背书的产品，在理财、基金等产品收益波动剧烈的今天，不管对于哪个年龄段的人，都颇具吸引力。今天，能否搭上第三支柱发展的快车，或成为年轻人未来退休生活水平优劣的关键。等到三支柱发展均衡的时候，我们将实现第一支柱防止老年贫困、第二支柱增加职工养老收入、第三支柱提升自主养老储备的切实功能。届时，广义上的养老金制度，也将更好地发挥促进实现共同富裕的普惠性、基础性和兜底性作用。　　　　　     

“银龄”响叮当

文|三余

常怀百岁忧

早晨5点半，老魏已经在家附近的早餐店里忙活起来。在这里打工一个多月，每天的工作流程，他早就驾轻就熟。打扫卫生，摆放桌椅，准备碗筷……然后是配菜。一样咸菜一小碟，在桌上码好，客人一来马上就能端出去。

这家早餐店，在周围街坊中小有名气，每天6点多便人来人往。高峰时段，店里一个人要干两人的活儿。有时老魏忙不过来，心头焦躁，但转念一想，他又开始窃喜——生意好，饭碗牢。“为了生活，不敢闲下来呀。”

老魏已过花甲之年，前几年退了休。他是一名普通的国企职工，在工作岗位上踏踏实实奋斗了几十年。到了常人眼中“享清福”的年纪，老魏却自认没这个福分，原因很简单，“家里条件不允许”。退休后，每月到手的钱比上班时少了一半，花钱的事却一件不少。前些年为给儿子买婚房，他和老伴咬牙掏出了大半积蓄。儿子赚得不多，老两口在房贷上也是能帮就帮。除此之外，老伴的身体也让他忧心——患有胆囊炎多年，不时要往医院跑。大夫劝她养养身体做个手术，但她舍不得钱，总想“吃药顶着”。房子和病，像两座山压在老魏心头。为了补贴家用，他趁身体还硬朗，一头扎进了再就业大军。

老魏自认没什么专长，求职伊始，他便打定主意找一份基础性工作。为此，他没事就在街边转悠，留意招聘信息，买菜时、遛弯时也要瞟两眼。很快，老魏发现，自己这个岁数，其实没有“工作”，只有“打工”。“那些个体饭店后厨有不少退休的人，他们不签合同，老板让走就走，工作时病倒了也是自己承担责任。”老魏觉得这种工作“不太正规”，但“不正规”的饭店只招有经验的、身体好的，他勉强能和身体健康挨上边，却没有后厨经验，人家不爱要。

后来，老魏托熟人介绍了一份大型超市理货员的工作，这是他的第一份工。原本按照规定，超市的招聘对象年龄范围为40岁～50岁，但店长看他干活儿麻利，又是熟人介绍，才让他留下来。对于这份工作，老魏感到很满意。店里一切正规：签合同、验身份证、按时发工资。每个月多了2000多元钱的收入，对于家里多少是个补充。而且在超市工作，少不了跟人打交道，这让他觉得跟社会还有联系，自己还“有人要”。

好景不长，不久，因为同事间的琐事，老魏离开了超市。随着年龄又大了两岁，工作更不好找了。“岁数大了，正规一点儿的地方都不爱要。”其间，他卖过货、做过维修工，为了方便照顾家里，如今，老魏落脚在家附近的早餐店。店里小本生意，不签合同，但老板好相处。生活中，老魏和老伴仍然十分节省，平常舍不得吃好的，身上的衣服也是10年前的。但老魏对现在的生活比较满意：“手里有养老金和医保，已经挺幸运了。现在挣一口吃的就行，剩下的钱攒着，过两年我也干不动了，到时再歇歇。”

与老魏不同，退休的赵护士选择再就业，更多是因为“闲不住”。

赵护士之所以被人称为赵护士，是因为她的专业。退休前，赵护士供职于一家知名医院的造口门诊。造口主要应用于胃肠道手术，是在身体上打一个口子，代替肛门行使排便功能。在护理方面，需要相当的专业技能和经验，出诊除了要有资格证书，还要达到一定级别和资历。当地可以提供造口护理的医院不多，专业人才较为稀缺。退休后，赵护士被医院返聘，回到原来的岗位上继续工作。

“说实话，在一线干了一辈子，临退休时心里就开始发慌。”赵护士家里省心，自己也没什么兴趣爱好，看到有的老年人退休后无所事事，她打定主意要找点儿事做。在收到医院的返聘邀请时，她没犹豫，立刻答应了。

造口护理工作并不轻松。乳腺癌晚期患者化疗后，伤口内会积聚脓性分泌物，需要切开引流；肠造口病人从造口排出的是未成型的大便，伤口异味重，一般的护理者难以忍受。从业多年，赵护士对这些情况十分熟悉，还能给年轻护士指导几句。返聘后的工作内容，和退休前相比没什么变化，有时忙起来，照样疲惫不堪。但赵护士心里的满足感是无价的。“我的工作比较冷门，所以病人有需要，我就还想继续发挥余热。”看到别人退休后旅游、跳舞，享受生活，她也觉得不错。但在她的心中，那应该是“几年后的事”。

可遇不可求

随着“史上最大退休潮”来临，像老魏、赵护士这样退休后选择再就业的“银龄族”，越来越多。从基础条件上看，60岁到69岁的低龄老年人口中，相当一部分人仍有工作意愿和能力，希望参与到社会工作中去。其中，很多人“发挥余热”，是为了给生活再添一重经济保障，再者也是想充实自我——离开单位意味着交际圈的缩小，退休人员难免有“跟社会脱节”的感觉，即俗称的“一下闲下来，都得出点儿毛病”。

低龄老年人口退休后的再就业选择，往往与自己的专业特长和职业生涯密切相关。像赵护士一样由原单位返聘，或是在相关专业岗位上继续发光发热的案例并不鲜见。通常来说，返聘需要满足一定条件。目前我国的返聘多集中于“高、精、专”的行业和岗位，如医护人员、工程师、教师、特殊工种等。以赵护士所在的医院为例，如果是临床医生返聘，需满足“女性62周岁以下，男性67周岁以下”“临床医学类专业教育背景”“有医院临床工作经验”“具有医师资格证书和医师执业证书”等条件。不少企业愿意雇佣具备一定专业技能的老年人。他们在一个领域中深耕多年，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在本职工作上得心应手之余，还能对年轻职工起到“传帮带”的作用。与此同时，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劳动者达到退休年龄后，要办理退休手续、退出劳动力市场，不再是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者。如果再就业，所签订的是劳务合同而非劳动合同，这意味着企业只需要出一笔工资，无需再为返聘人员缴纳社保等额外费用。

即使人力成本较低，但对于企业来说，退休返聘人员适用的相关法律法规与正式职工存在较大区别，雇用退休人员有一定风险，企业态度往往比较谨慎。现状是，返聘的机会只集中在技能金字塔尖的一小撮“银发人才”身上。以上述临床医生返聘为例，其初筛条件并不算苛刻，但“招聘人数”一栏明晃晃的“一人”，意味着这是一个竞争激烈的岗位。而塔尖之下，如老魏一样不具备出众的专业技能，或是所拥有的技能与当今就业形势不匹配的退休人员为数不少。相比“赵护士们”，他们才是有求职需求的退休人士的主流。

目前，我国老年人再就业群体存在两极分化现象。少数身体健康、有一技之长傍身的老人，可以通过返聘、专业再就业的方式延续此前的职业生涯。而对于没有专业特长的老年人来说，就业选择则十分有限，他们多集中于劳动力密集型岗位，如保洁、家政、保安、售货员等。此类岗位门槛较低，对于年轻人吸引力不大，但又存在不小的人力缺口，一些需要赚钱的老年人自然流向了这些地方。而面对即将到来的汹涌“退休潮”，这些就业机会显然是不够的。

在全球范围内，人口老龄化是不可逆的发展趋势。对于大部分老年人来说，退休后渴望融入社会、实现社会价值的心情是普遍的。英国学者安德鲁?斯科特和琳达?格拉顿在《长寿人生》一书中表示，传统的“上学—工作—退休”三段式人生已经瓦解，再就业、再参与、再学习的模式，将成为多数人未来的生活。

这种新退休模式，具有现实意义。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21》提及，2020年末，中国人口总抚养比为45.9%，已经连续3年上升。总抚养比是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它代表整个社会范畴内，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需要负担多少非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年龄人口指15岁～64岁的青壮年，非劳动年龄人口则包括0岁～14岁的少儿，以及65岁以上的老年人。目前，我国仍处于总抚养比小于50%的人口红利时期，但不可忽视的是，随着退休潮来临，人口机会窗口随时可能关闭。届时，劳动力短缺、老年人口抚养的压力会传导至每一个人的身上。对此，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任贤良曾公开表示“老年人群是巨大的社会资源”——老年人再就业，是应对养老金收不抵支风险、维持政策代际公平的有效选择。

退休潮，就业潮

当下，我国正处于互联网高速发展和老龄化社会加剧的交汇期。老年人退休再就业，已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

2021年11月，《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印发，其中提到，要把老有所为同老有所养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低龄老年人作用。同时，探索适合老年人灵活就业的模式，鼓励各地建立老年人才信息库，为有劳动意愿的老年人提供职业介绍、职业技能培训和创新创业指导服务。

近期，某跨国连锁快餐品牌发出公告，有意招聘招收退休老人做服务员。在此之前，这一品牌长期吸纳大量高校学生兼职。上海、海南、湖南等地陆续推出“银发人才”引进政策，为退休老年人提供养老、医疗等方面的优惠条件，吸纳高层次退休老人重新参与到社会建设。今年8月，由中国老龄协会老年人才信息中心主办的“中国老年人才网”也正式上线，意在建立国家老年人才库、统筹老龄人力资源。不到半月，网站新注册个人用户超过5000人。求职的退休人员中，年龄最大的一位求职者来自辽宁，已是73岁高龄，求职意向为文字综合。

网络也为银龄族带来了新的社会参与机会。活跃在各大短视频平台的“老年意见领袖”层出不穷。从主打时尚的“奶奶团”，到高校“网红教授”，动辄千万粉丝的老年网红正在表明，互联网的发展为老年人再就业提供了更大的机遇、更多的想象力。

辽宁大连的美食博主“结巴老爹”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老爹”姓柳，退休前在大连一家食品厂工作，从事设备维修工作30多年。退休后，因为“家里闷得叫人害怕”，他和老伴出门闲逛、旅游，仍然不解失落。后来，在儿子的帮助下，馋了一辈子的“老爹”选择拍摄美食短视频，通过3年更新近500条的频率，逐渐发展为拥有上千万粉丝的“网红”美食博主，不时被商家、品牌邀请参与活动，并因此得到了可观的经济与精神回报。

“老爹”的心理变化并非个例。目前，我国舆论普遍存在“退休等于休息”的心理认知。假设一位老年人10月退休，9月，他在外人眼中的身份还是职场人士，具有拼搏的合理性，受到工伤保险条例的保护；到了10月，此前工作中建立的社会关系就会迅速离他远去，只剩下一个回归家庭的长辈角色。更脱节的是，这种身份转化所带来的改变不仅来自外界，其本身对于就业机会、福利待遇、自身价值的心理预期，往往也会随之骤降。而他的年龄、技能、身体素质……在这两个月中其实并未发生显著改变。

老有所依，老有所为，是无数人对于晚年生活的美好愿景。“退休潮”浪尖已至，老年人再就业，也该成为一个值得重视的课题。这不仅需要老年人从自身出发，探索新的机遇，更需要年轻人与整个社会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