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会新剧：幸福到万家

通往美好之路

第一次走进沈阳市和平区劳动争议智慧调解中心，胡立杰拄着拐杖，一脸茫然。调解中心的标志是崭新的，这加剧了胡立杰的忐忑，“能权威吗？”

他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

2022年7月初，胡立杰在为一项通风工程施工时，不慎从脚手架上跌落，左脚足跟粉碎性骨折。公司垫付首笔医药费后，便一走了之。胡立杰多次与公司协商申请工伤等级鉴定，都被公司以“花式”理由拒绝。当初没有在意的一纸劳动合同，如今成为他维权的最大绊脚石。骨折带来了肉体的伤痛，精神上的压力更大，医药费、生活费都开始捉襟见肘，无奈之下，胡立杰只好提前出院，磕磕绊绊地走上了劳动仲裁之路。

维权并不顺利，这位山东小伙子跑了几个地方，都被繁琐的流程、高昂的费用堵了回来。这时，一则《辽宁省首家“工会+法院+人社”劳动争议智慧调解中心成立》的新闻，成了他的“救命稻草”。新闻说，调解中心推行“即时受理”“即时调解”，不用等到立案，只要申请仲裁，即可启动调解程序，涉农民工等特殊群体还有绿色通道。这让生活处于“至暗时刻”的胡立杰再次燃起希望。

中心的调解员李屹林接待了胡立杰。在李屹林看来，胡立杰的问题比较常见，对于这种情况，有很多法律和政策可以支持、保障他的权益。关键在于资料收集、双方协调、督促执行等明确且有力的推动环节，这是腿脚不便的胡立杰无力完成的。

调解中心承担了“出头”的角色。“仲裁申请一提交，调解程序启动了，平时爱搭不理的公司，在李屹林的沟通下也出面了，态度不比以前。”现在，胡立杰回忆起那段顺利维权的日子，仍觉得“解气”。在调解中心的协调下，不到20天，他不仅确定了劳动关系，还拿到了5.5万元赔偿款。“之前两个月都没协商好的赔偿，这么快就拿到了，这绿色通道还真是速度。”

为胡立杰维权的调裁诉一体化实体机构，是沈阳市总工会提升职工生活品质试点工作的载体之一。作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的20个试点之一，这项工作的启动，还要追溯到两年之前。

2020年底，在全国各地陆续递交脱贫攻坚成绩单之时，肩负城市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目标的工会组织也传来一个消息：经过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各级工会的共同奋斗，城市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目标如期完成。

全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标志着工会保障工作的重心，开始从帮扶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向提升职工生活品质转换。2021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启动提升职工生活品质试点工作，以提升职工生活品质为目标，以满足职工需求为导向，鼓励地方因地制宜开展试点，积极探索创新精准性、生活性服务职工体系的业态、模式、机制，着力打造一批服务职工基地，培育一批社会资源和力量，形成一批服务职工创新模式，建成示范性好、辐射功能强的服务型、枢纽型、高质量服务职工综合体和职工生活幸福、环境良好的企业样板。

首批试点定位在全国20个城市、50家企业，依托帮扶中心和企业，打造“服务职工综合体”。在辽宁，沈阳市工会事务与职工服务中心、中航工业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位列其中。

在辽宁省总工会权益保障部刘磊看来，这项工作史无前例。具体到职工生活品质如何提升，没有前迹可循，中华全国总工会描绘出了一个美好的愿景，而通往终点的道路，需要试点单位自行摸索。“只有方向，不划定规定动作，给出更大的自由发挥空间，让试点单位放开手脚，结合自身实际和职工需求设计载体，这正是全总的深意所在。”

何为一体化、综合体？在辽宁省总工会看来，服务职工一体化，其实就是依托工会帮扶中心，把工会服务职工、服务基层的相关业务统一到一个平台里，实现“一站式服务”。在此基础上，聚焦职工多样性需求，以服务职工类项目为纽带，通过联合运作、孵化培育、委托服务、入驻运营、公益创投等方式，整合政府、智库、基金会、企业、金融机构、媒体等多方资源，最终实现职工生活品质提升。

最初，中华全国总工会选择沈阳市工会事务与职工服务中心作为辽宁省试点单位，是看重沈阳市总工会既往扎实的工作基础和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同时，作为省会城市的工会组织，沈阳市总工会也具备与专业智库、社会机构、公益慈善等多方协作的资源，便于形成多元化的服务方式。“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沈阳的试点工作都将对周边城市的工会工作起到一定的辐射带动作用。”刘磊说。

整合的意义

以最基础的维权服务为例，帮助胡立杰走出困境的劳动争议智慧调解中心，是沈阳市总工会为职工量身打造的调裁诉一体化实体机构。沈阳市区两级工会提供调解中心建设项目所需经费，区人民法院设立法官工作室，负责与工会、人社局、司法局、街道、调解组织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推进劳动争议案件诉源治理。

以往，像胡立杰一样的职工若想维权，面临的是相关职能部门布局分散、维权流程繁琐、维权过程耗时长等现实问题。新的劳动争议智慧调解中心，将分散在工会、法院、人社的劳动争议调解职能集中在一起，实现了三方在人员、机制和信息等方面的融合共享，它的优势是：便捷、畅通、可触及。

整合之后，最明显的一个改变是，职工维权中的关键环节，时间大幅提前：原来法院的调解工作，前移至劳动争议仲裁；此前劳动争议仲裁立案后才会启动调解，现在前移至“接收仲裁申请后立即启动”。这些人性化的措施，极大地缩短了职工等待案件处理的时间。加之开辟涉农民工等特殊群体绿色通道，目前，劳动争议智慧调解中心真正实现了“即时受理”“即时调解”。这两个“即时”，给维权个体及家庭减轻的痛苦，是难以衡量的。

劳动争议智慧调解中心成立后，仅一个月就为15名职工调解成功，帮助讨回拖欠工资及违法解除合同、离职等各类赔偿补偿30余万元。目前，像李屹林这样的调解员，中心储备了17人，和平区总工会为此建立了调解员激励机制，拨付专项补贴经费。

“算上和平区，沈阳市已在各区建立了7家市级调裁诉一体化实体机构，就是想推进劳动争议多元化解、在线调解、调解前移，为劳动纠纷化解按下快捷键。”沈阳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部长闫国华说，“目前我们正在处在后疫情时代，受疫情影响，劳动权益侵害案件大量出现，给职工生活和心理带来侵害。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及时疏导和解决，会造成更恶劣的影响。所以，在调裁诉一体化实体机构之外，沈阳市总工会还聘请了专业律师，为职工提供公益性的法律服务。下一步还将继续整合现有资源，与心理学机构、律师事务所和医院合作，搭建社会资源与职工需求精准对接枢纽型平台。增强服务职工群众的广度、深度和力度，从根源解决职工需求，进一步提升职工生活品质。”

在闫国华看来，未来的调解中心，需要进一步丰富服务模式。“让调解中心依托法院调解平台，建立调裁诉一体化在线调解纠纷机制，利用‘互联网+’视频调解平台、诉讼服务自助设备、智慧云法庭等应用场景，为职工提供咨询评估、调解、确认、分流速裁快审等一站式调解服务。像智慧云法庭，可以提供诉讼风险评估、自助立案、在线庭审、档案查询、送达材料领取等远程线上智慧服务，更大程度地方便职工。”

社区共治样本

当我们将目光放至更广的视角，调裁诉一体化实体机构，只是服务职工综合体的一个微小单元。目前，沈阳市工会事务与职工服务中心有十余个窗口，为职工提供帮扶救助、电子会员、职工体检等医养康护、职工教育培训登记等多项服务，每个窗口都设专人负责接待。

更为普惠的职工生活品质提升工作，分布在沈阳各地的共享职工之家之中。这些同样整合了多种功能的共享空间，为更广泛的职工群体带来了具有贴近性的服务。

沈阳市现有工会会员203万余人，分布在全市13个区县（市）企事业单位及街道、社区内。过去，职工之家都建在企事业单位之中，职工在8小时之外，很难享受到职工之家的服务。大批小微企业的职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根本享受不到服务。题从何解？2022年6月，沈阳市总工会在各区启动了共享职工之家建设，利用社区用房，将原来的职工之家挪到街道社区中，面向所有职工群众开放，并由职工群众共同参与管理。

2022年8月，位于沈阳市沈北新区正良街道的共享职工之家开门迎客。500平方米的空间中，集纳了劳模创新工作室、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室、职工书屋、职工文体活动室、职工讲堂等功能。在工会服务之外，沈北新区14个相关部门积极融入，沈阳市区委组织部建设了“蜂行驿站”（户外劳动者休息站点），民政部门送来74项全市通办政务服务，人社部门投入了人力资源市场服务平台，卫健部门送来医疗器械设备、调配医护志愿者，教育部门提供幸福教育课程，政法委建设了平安沈北“四零”工作室，司法部门送来律师团队云平台和法治图书，统战部门建设了同心室，大数据部门接通了联通网络。通过共享资源，在职工之家中植入了多个民生品牌场景，落实到空间之内，则是涵盖便民服务、文化传承、文体活动、就业培训、法律服务、健康咨询、驿站休息、会议场地等功能的20余个职工学习活动休闲专区。

像正良街道一样的共享职工之家，沈阳设置了多处。在这里，饿了么外卖配送员张博群有了“第一次做客，第二次当家”的新体验。

第一次被同事带进和平区五环广场的共享职工之家，张博群还有些拘谨，但很快他发现，这里没有工作人员，反倒是常来的快递小哥主动搭话，把可以享受到的服务一一告诉了他。

一周后，张博群带着其他配送员再次来到共享职工之家，他为自己和同伴冲了冰咖啡，临走时还将桌椅归位，并收走了垃圾。

与此同时，企业工会也在探索共享职工之家的新模式。中航工业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沈飞），是辽宁唯一一家企业提升职工生活品质塑造幸福生活环境中华全国总工会试点单位。公司将共享职工之家建在了繁忙的车间里。在生产一线建立共享职工之家，起初，企业和工会进行了几次研判。“抬腿就能休息，会不会影响工作积极性？”“生产现场有噪音，职工能待吗？”这些问题成为主要的质疑点。经过前期调研、专家指导、试建实验，问题一一解决，沈飞建设起了11处共享职工之家，均分布在各个生产车间。大家给这些共享职工之家起了名字，叫“幸福驿站”。

目前，沈飞车间一隅的幸福驿站，与传统印象中的休息室截然不同，间间窗明几净，视野开阔，环境、装潢不逊色于市区内任何一家城市书房。职工可以坐在按摩椅上喝咖啡、看杂志，还能用全自动的体检设备随时监测身体健康状况。

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在快一点儿、近一点儿的服务之上，逐渐建立起来。但在沈阳市总工会的构想中，这些还远远不够。如何发挥综合体的优势？地理意义上的空间有其局限性。在沈阳市工会事务与职工服务中心，一个线上线下深度融合的服务职工智能化平台正在筹建。

“在沈阳智慧工会建设的基础上，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掌握职工生活状况和需求，基于各类数据资源，构建职工生活状况分析模型，建立职工幸福生活指数监测体系。未来，平台数据可以实现市、区县、街道等多级共享，为职工提供个性化、精准化、全方位服务提供数据分析支撑。”闫国华说。

幸福可以量化吗？在闫国华看来，大数据有着与人际交流不同的视角。未来，它会在一定程度上，为共建、共治、共享的工会实践提供新参考。　　　　　　

沈阳市和平区劳动争议智慧调解中心，将工会、法院、人社的“调裁诉”功能聚合到一起，实现职工一站式维权

引入多元力量，

协同创造职工群体美好生活

文/东北大学文法学院教授 李坚

全国总工会以落实《中国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十四五”发展规划》、满足职工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启动提升职工生活品质试点。首批试点在全国20个城市、50家企业展开，着力打造一批服务职工基地，培育一批社会资源和力量，形成一批服务职工创新模式。

在沈阳市总工会提升职工生活品质试点工作中，工会推行“服务职工综合体”的举措，整合政府、智库、基金会、企业、金融机构、媒体等多方资源。这项工作的一个重点，是孵化服务职工类社会资源，引入专业化社会服务组织，搭建多种服务平台，创新服务模式，从而将基层工会的服务工作延伸到传统的企事业单位之外，与社会工作及社会治理衔接、结合起来。这一举措大大拓展了基层工会工作的范围和境界，对工会参与社会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提升职工生活品质工作仍处于试点阶段。当未来工作覆盖面扩大，可以更多地引入企业、专业社会组织的力量。

重构适应时代的命运共同体

改善职工生活服务，提高服务质量与服务水平，是企业后勤管理的一项基本职能，也是企业工会应当履行的一项基本责任，它具有当然的经济属性，也具有鲜明的社会治理属性。

企业作为社会体系的一个单元，其运营与社会生活、社会事务天然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企业有责任参与社会治理，是社会治理的主体之一。诸如污染治理、作业安全、企业文化建设、通勤交通、厂房物业等企业事务，也都是社会事务，企业不能置身事外。就职工生活涉及到的具体事务而言，如劳动权益维护、社会保险经办、困难救助帮扶、医疗健康保障、心理危机干预等，大多发生在企业内。即使发生在企业之外，也都与企业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它们既是企业事务，也是社会事务。所以，企业事务不仅是经济事务，也是社会事务，是社会治理的对象。处理好这些事务，需要打开企业大门，引入社会资源和社会组织，也需要企业走出厂区，主动与社会力量协同合作，参与与企业事务密切关联的社会治理，这是新时代推进社会治理的需要，也是加强和改善工会工作的需要。

企业承担职工生活服务等社会性事务，给职工群众提供尽可能优厚的福利待遇，对于国企和集体企业来说，是一个久远的传统。计划体制时期，企业运营高水平的生活服务设施，一度被作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来看待，从职工本人到家属，从摇篮到坟墓，企业几乎包揽一切。幼儿园、子弟学校、商店粮站、医院卫生所、技能培训场所、文化宫、住房宿舍等，应有尽有。于是，企业成了一个全能的社会共同体，淹没了企业作为经济实体的基本属性和基本功能，也给企业履行生产经营主业带来牵累和负担。深化国企改革之后，逐步开始政企分开、企社分开，主辅分离，企业剥离了附加在主业上的各种副业，剥离生活服务和社会事业设施，减轻“企业办社会”的负担，目的是恢复企业的经济属性和经营功能，让企业轻装上阵，参与市场竞争，创造经济效益。于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职工生活服务设施及服务项目被压缩甚至取消，一概脱钩，交给政府或推向社会。这样一来，企业负担固然减轻了，但职工的负担加重了。企业与职工不再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关系，而仅仅是用人主体与员工的经济雇佣关系。

计划经济时期，企业办社会过度，以致企社不分，形成职工对企业的依赖感，弊病很多，固然不可取，应该予以改革。但改革后，严格划分企社界限，企业基本不再兴办生活服务和社会服务设施，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企业的社会责任，走向另一个极端，亦不算可取。

可喜的是，近年来，我们看到一些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应职工工作和生活需要，陆续筹建了一些面向职工的生活服务设施和帮扶项目，有些还面向职工家庭提供服务，提高职工的生活便捷性和对企业的归属感，重新构建起职工与企业的共同体关系。还有的企业设立了公益慈善专项基金，实施面向社会或特定群体的公益慈善项目，介入扶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事业，支持和谐社会建设和地方社区发展，打造良善的社会形象，恪尽企业公民的社会责任。这类企业和这类服务逐渐增多，已形成一种现象，甚至是一股潮流。它们大多是在企业能力和职工需求的基础上适度有限地兴办，与企业经营战略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相融合，虽然目前还是初步的，但很多举措有着积极的经济效果和社会效应，值得关注和推广。

推进职工福利社会化

说回职工生活品质提升，企业举办生活服务设施及服务项目，实质是“职工福利”，即企业给内部职工提供的福利待遇，以满足其在基本生活需求之上的改善性需求，即美好生活需求。这是企业参与社会保障的一种形式，是企业与职工结成一个利益共同体的积极体现，也是企业工会的一项工作内容。职工福利如何办、办多办少，有着合理范围和适度水平。不办与大办，是既往出现的对待职工福利的两个极端，均不可取。根据企业能力、职工需求、环境条件，采取适当的办法，投入适度的资源，提供合理水平的福利，则是积极的可取的做法，应从政策上给予肯定和支持。

目前，企业提供的职工福利发展不充分，满足不了职工福利需求，是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一个有待加长的短板。其具体表现包括：企业福利投入不足，福利资源规模小，受益面窄；福利结构不完善，很多福利项目缺失；福利对象受益均衡度、精准度低，一线职工所得微薄；福利施予能力薄弱，服务方法单一，服务效果评价不理想；福利社会化程度低，社会资源动员不充分，服务过程缺乏社会协同等。如想解决这些问题，既需要企业自身努力提高投入水平，也需要动员社会参与，开发社会资源，实现职工福利的社会化。中华全国总工会和辽宁省总工会开展提升职工生活品质试点，打造服务职工综合体，孵化社会资源平台，就是推进职工福利社会化的一个体现。

工会开展试点工作，推进职工福利社会化，需要走向社会，广泛联系社会组织，将专业性社会组织引入到打造服务职工综合体工作来，与之一起实施伙伴、纽带关系，这是提升职工生活质量要走的必由之路。我们知道，企业工会往往存在于企业单位内，工作关系、工作资源大都来自本企业、本单位，服务活动所能动用的力量与资源有限，有些服务项目，工会勉力为之，但难免力有不逮。受作业场地和工时的限制，单位外和工作时间外很难开展活动和提供服务。基层工会是由在职职工组成的，工会的服务对象是职工本人，按制度规定，不能扩大到会员之外的其他人，而职工的生活服务需求是广泛的、多方面的，并不受制于工会的服务能力，职工也不仅生活在特定的企业空间和工作时间中，其在家庭、社区和社会空间生活时，对服务的需求也并不受制于工会的服务场所和时间。此外，工作时间之外，职工往往与家人在一起，其生活需求与家人的生活需求是交织在一起的，职工的生活质量不仅取决于自身，也取决于其家庭及家人的生活状态。提升职工生活质量的服务，需要连带服务于职工的家人。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职工生活需求的广泛性、跨越性、连带性，与工会的服务能力、场域、时间及对象，是不匹配、不同步的，需求与供给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落差。提升职工服务质量和水平，满足职工服务需求，收到服务实效，必须目光向外，打破这些限制，着眼于服务的全域性、全周期性、全员性和可及性，才能达到目的。推进服务的社会化，吸纳社会力量参与到服务活动中来，对于职工全程服务，尤其是流动性大、灵活性强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服务，特别适用。以社工机构为例，可以运用专业社工方法，遵循社工服务流程，针对小区、小群体、家庭、个案等具体对象，特别是针对女职工及其家庭子女父母、新型职业群体开展服务活动。

未来，让更加多元的力量参与职工生活服务试点，协同基层工会组织，对接服务对象需求，探索服务模式与路径，能够更好地为职工提供精准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