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左产业，向右教育

多年来，伴随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我国职业教育也在持续变革。产教关系作为其中关键的一环，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从历史上看，产教关系经历了从产教结合到校企合作再到产教融合这3个阶段。各阶段变化的核心，尽管都是为了推动产业与教育的深度对接和良性互动，但其政策要义却经历了从人才培养方式到模式再到制度的转变。

显然，转变已给出清晰的答案：以人才培养制度为核心的产教融合，便是最好的产教关系。且在职业教育的场域下，虽然产教结合和校企合作仍是产教融合的要义之一，但内容和范围要比前两者更丰富——要解决的问题不仅是教育自身的问题，更不是学校个体层面的问题，而是教育与产业共同发展的问题。

那么，究竟什么才是理想的产教融合？

透过今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赋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年）》不难看出，一幅关乎人才培养、市域发展、机制创新、模式探索和观念更迭的路线图，已为产教融合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同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正如刚刚落下帷幕的2023职业教育发展大会上，国家一级职业指导师王彦峰所说：“如果你想教会别人使用斧头，最好的教具不是斧头而应该是木头，木头到木制品才是学习斧头的目的。而这，才是理想的产教融合。”

本刊编辑部

职校生的下一站

文|汪磊   图|周子文

风口与困境

“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中华职业学校创立时校门上的对联，昭示着历史的纹路。中华职业学校成立于1918年6月，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第一所以“职业”冠名的学校，也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第一个职业教育实验基地。

自此以后，教泽绵绵，蔚然成风。近年来，职业教育的出现频率更是越来越高。我国不仅每年都有关于促进职业教育的国家级文件发布，2022年5月还对自1996年颁布实施以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进行了首次大修，明确指出，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2023年6月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更联合印发《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赋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年）》，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新方案……诸多鲜明有力的政策东风，也被诸多资深投行人视为“下一个风口”。

但与年年政策支持对应的，不乏日趋紧迫的“用工荒”困境。

用工荒并非新话题。2010年，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经济信息联播》就详细调查了珠三角地区愈演愈烈的用工荒，指出要从教育制度上着手，不光培养通才教育人才，也需要大力培养专业技术人才，以解决中国高级人才之缺。节目播出不久，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发展职业教育是缓解劳动力供求结构矛盾的关键环节，必须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俨然，用工荒问题和职业教育已紧紧绑定。然而十几年过去，问题不仅没有彻底解决，还从较发达的沿海城市蔓延至内陆，又是为何？

众所周知，九年义务教育结束后，学生会面临两个升学方向：通才教育和职业教育。具体来说，通才教育指高中、大学本科；职业教育指中职学校，分为中专、职高、技校，三者互有区别，共同点是重视学生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教育系统会将完成基础教育的学生分为几个流向，使他们分别接受不同类型的教育，以培养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各级、各类人才，这就是“教育分流”。

2011年，教育部首次提出要求，即普通高中和中职学校的招生比例是一比一。这一硬性指标在随后几年招来抱怨：中考比高考还难。要知道，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同样是中考比高考难，却是另一种含义。那时，企业的工作岗位充足，中专和大专的一大优势是毕业包分配，因此，一些中专学校的分数线比普通高中都要高。数据显示，到1993年，高中阶段招生的“职普比”达到最高峰值，为1.38∶1，亦即中等职校招生占整个高中阶段招生总数的58.1%。这意味着很多学生争取考入中专，竞争比高考还激烈。当时还流传着一句话：“只有考不上中专，才去上高中。”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离不开职业教育的贡献。职业教育是一个国家工业腾飞的基础，同时也是很多普通家庭的出路。

转折的出现，也是1993年。那一年，国企改革引发下岗潮，铁饭碗没了，职校学历失去了原本的光环。随着国家产业升级加速，高等教育扩招引发“普高热”等多重因素影响，中职人才遭遇技术迭代的挑战，技能难以及时应对嬗变的市场。中职教育落入链条下游。

虽然高等职业教育伴随改革开放起步、壮大，改变了中职教育的式微：1980年以后，东南沿海及一些经济较发达中心城市为解决一线实用型人才紧缺问题，开始兴办地方性大学和职业大学；1999年的高校扩招,直接促成了高等职业学校迅猛发展，短短10多年间，高职学校由几十所增至上千所。但现实却是，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突出，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某种程度上还停留在表面层次，人才供需“两张皮”等问题仍然存在，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职业教育的贡献力、吸引力和社会认可度。

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授课方式。

前浪和后浪

事实上，职业教育并非令人不安。

经过40年的努力，中职、高职已分别占我国高中阶段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2018年，时任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的王继平，接受采访时曾坦言，“职业教育已经告别‘参考普通教育做’的时代，走向‘依据专门制度和标准办’的新时期。”如果把改革开放后的前20年视为职业教育的恢复探索期，那么后20年就是健全完善期。

职普比相当，或许是这一变化的明显分界。

2002年，《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首次提出“职普比大体相当”的说法。随后，职业教育在经历了一时风雨洗礼后，又迎来了晴空：仅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人数就重新超过千万，2003年接近历史最高水平。2005年11月，国务院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要求学习贯彻同年10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这一文件第一个大标题就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把发展职业教育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教育工作的战略重点。”

从教育整体发展战略的高度，确定职业教育发展的重点地位，在中国历史上还是首次。这意味着，职业教育不再是教育领域的配角，而是实实在在地成为“三足鼎立”中的一个基本支柱了。

质疑与嘲讽，终被雨打风吹去。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加速演进，职业教育在一系列实践中探索，寻得了一条全方位、深层次、宽领域的发展路径。由此，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出台，职教生命线被清晰定义——产教融合、特色办学。一个共建、共治、共赢的产教深度融合生态圈驱动形成。

无人机、新能源汽车、冰雪等新技术或新兴体育运动，作为相关专业，开始出现在北京市昌平职业学校的招生计划中，一改人们对职校专业滞后于社会实践的认识。

对区域产业发展的新需求、新变化、新动向做出快速反应的，不独北京。

“我是学校和康师傅合作培养的第一届学徒班学生。那届共招了22人。”朱金凤是辽宁职业学院的毕业生，所学专业是食品加工技术。2019年，根据安排，朱金凤入学后的第一个学期，需进行职场认知、人文思想素养和职业素质的培养；期末，到企业进行为期4周的职场体验，在企业师傅的指导下，进行体验式轮岗。第二学期，朱金凤回到学校，在校内实训基地“学中做，做中学”，期末结束后再次回到企业，进行专项岗位学习。第三、第四学期在学校拓展学习了食品行业所需的知识与能力，第五、第六学期则是进入康师傅，进行最后的岗位历练。

“我所学专业对口的行业，就是因为特缺人才诞生的。”张扬说。2016年高考过后，张扬考入江西应用技术学院，选了工业机器人专业，因为“觉得有意思”。后来他发现，这个专业要读下来其实很难，除了高数、C语言这些课程，对英语的要求也很高，不少教材是英译的。“不仅要求学校的老师专业出身，还要了解行业实际。”在数智化工厂的趋势下，张扬在高职就读的是一个相当热门的专业，行业人才紧缺。2019年，宁德时代曾为一位有6年工业机器人行业工作经验的技术人才开出年薪35万元的高薪。2015年，教育部就把工业机器人技术列入职业教育的专业目录，希望职业教育院校能填充这部分人才来源。

“我们培养的是应用型人才。就像医生一样，开药方或手术都是为了解决问题。”中德博世集团董事长刘勇说。他创办的上海博世汽车职业技术培训学校，以与保时捷的产教深度融合为特色。一方面，保时捷会与学校设置课程同步精准化，比如每一款车型的发动机该如何拆装、发动机检测该如何做、每一道工序有哪些技术操作要求等。另一方面是课程的通用化，比如通用的轮胎拆装标准都是对角拆，这是通用技术。作为产业深度融进教育的一种表现形式，在保时捷第一款电动车还没上市时，学生和老师已经完成了培养。“如果等上市以后再拿到资料，就落后市场很多了。”

2015年，全国两会首次提出“中国制造2025”，实现产业升级。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预测，2025年中国智能制造人才需求量约900万，而人才缺口约450万。在此38年前，中央发布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今后各单位招工，必须首先从各种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生中择优录取。”在这一政策的激励下，截至1998年，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校生占比，由1978年的7.6%，飞升超过60%，人数达到了1451万——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前浪，引领了中国经济的腾飞。

而今，“中国制造2025”的一些目标已经提前达成，产业升级的过程中，除了人工智能，还有电动车、芯片、数控机床等多个领域的人才缺口需要职教生来填补——他们，自是属于新时代的后浪，关于职业教育的未来，一切才刚刚开始：顶层设计不断完善、类型定位获得认可、发展方向愈发清晰、法律法规更新出台……如果职业教育有一幅理想图景的话，在不少职教院校中，这可能已经相当接近了。　　　　　

深播职教的火种

文|王雷

土坡建校

2021年3月，张金波从新闻中看到教育部办公厅下发了《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1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他内心稍稍起了一些波澜，转而迅速恢复平静。

曾经争论许久的“普职分流”，随着《通知》的下发，终于靴子落地。远在朝阳市建平县的张金波，作为建平职业教育中心的党委书记兼校长，他最为心心念念的，倒不是今后生源问题会有极大的缓解，而是从国家的政策层面，对职业教育的顶层设计和关注，正顺应着时代的发展，职业教育也必将承载更多的社会责任。“在我看来，这也算是某种程度上对建平职业教育中心近40年的艰辛历程予以肯定，甚至嘉奖”。张金波说。

辽西一隅的朝阳市建平县，常年不为外人所熟知。人们常用“叶柏寿”这个名字来替代建平，铁路车站也被冠以“叶柏寿站”，沿袭至今。好在高铁开通之后，高铁站名终于回归“建平”二字。

但若在职教圈层，提起建平职业教育中心，则全国闻名。国家重点校和国家示范校、全国职业教育先进单位、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等荣誉，早已挂满了学校的荣誉墙。倘若将时间指针拨回到30多年前，没有人会相信这所学校能成为全国闻名的学校，大家提起学校，说得最多的是：“这家学校还没关门呀？”

1984年，建平职业教育中心成立。这个建在土坡上的学校，占地仅有16亩，当年全校学生只有120名。

如今的建平职业教育中心副校长吴井奎，是建校的第一批老师。在他的印象中，整个学校可以用“混乱无序”来形容。教职员工思想涣散，校内也少人研究工作。年终学校全员投票评选先进，得票率最高的是不能干工作、不想干工作、天天和领导顶架闹事的人。“越落后的，反而越‘先进’。”这在当时的职业中专，是一种“时尚”，也引得当年的建平百姓对学校如此评价：“职专女教师毛衣织得最好，职专男教师麻将玩得最棒，职专环境卫生最差，职专的学生都有对象。”

当年的混乱，吴井奎觉得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学校的管理层，或当地的教育部门。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正处变革时期，改革开放尚处于起步阶段，各行业均在摸索前路，职业教育同样如此。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要逐步建立起一个从初级到高级、行业配套、结构合理又能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由此可见，从国家的顶层设计层面，对于职业教育的现代化规划刚刚起步。对于处于辽西一隅的建平县而言，改革的春风正在跋涉而来。

除却行业层面的萌芽起步，从整体的社会认知上，整个社会对职业院校普遍存在一种“鄙夷”的心态。吴井奎坦言，当年家长在万般无奈之下把孩子送到这里，临别时还不忘嘱咐老师：把孩子看好就行。

行业的艰难起步和社会认知的偏差，加之学校自我管理的混乱，建平职业教育中心直至1997年，仅有136名学生、79名教师。在辽宁职业教育的版图上，这一数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冲破樊篱

1997年12月，张金波被任命为建平县职教中心校长。初到学校，满目疮痍的校舍磨灭不了张金波的满怀壮志。他在第一次全体教师会上撂下一句话：“我不在乎眼前的困难，拼上这100多斤，带领大家建好我们的学校。”

张金波的豪言壮语并非一时冲动，而是站在国家发展职业教育的风口之上。在张金波担任校长的前一年，国家正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这是国家第一次专门为职业教育制定的法律，使得我国职业教育从此走上了有法可依、依法治教的健康发展轨道。虽有国家的法律支撑，但回归校园本身，发展仍任重而道远。

摆在张金波面前的是诸多难题：日渐下行的校风、简陋的办学条件和孱弱的师资力量……这些多年的顽疾想要在一朝一夕间解决，绝无可能。张金波等一众教师清楚，首要问题就是改善校舍、扭转校风。

作为一家从事职业教学的院校，实训实习基地必不可少。但张金波刚接手的建平职业教育中心，别说实训实习基地毫无着落，就连日常的教学教具都无从谈及。张金波举例，当年学校开设的汽车修理专业，仅有书本，没有汽车零部件等教学器具，“学生们上课都是纸上谈兵。”张金波一狠心，将学校本就不多的经费拿出来购买教具。即便如此，也只能买来廉价的塑料教具，“真车？绝不敢想！”

那段岁月，张金波形容是把手指缝里抠出来的钱都拿来改善教学条件，该花的钱一分也不省，该省的钱一分也不多花。畜牧专业，他和农户谈，在农场搞养殖教学，在瓜地里讲授种植西瓜，条件是义务帮农户干活儿；汽修专业，有了塑料教具的加持，学生也跳出书本，逐渐回归真正的职业教育。

张金波改善教学条件的行为，在学校众师生眼中，是一种向上的理念和精神，在这种积极情绪的带动下，聚合效应产生。2004年学校为凑集资金改善校舍，教师人均集资就达7万元。要知道，当时的7万元相当于一名教师6年工资的总额。

人心相齐、政令畅通，学校也开始大刀阔斧进行改革。一如“三个提高”“三项改革”“三个接轨”等一系列工作方案，过去只停留在口号上，如今都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行动。

自助者，天助之。建平职业教育中心的一系列改革，顺应时代对职业教育的呼唤，也获得了支持职业教育发展的种种政策支持。“十一五”期间，在“政府主导，依靠企业，充分发挥行业作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公办与民办共同发展”的多元办学格局和“在国务院领导下分级管理、地方为主、政府统筹、社会参与的管理体制，要求各级政府要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支持力度”的大背景下，学校把握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积极争取到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给予政策保障和资金投入。

2004年，学校易址新建；2005年一期工程完工，新学校全面投入使用。时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张文岳曾两次视察建平职业教育中心，教育部原副部长鲁昕也对学校进行考察调研。

一切都在加速发展：2006年，建平职业教育中心被评为省级标准化职教中心；2008年晋升为国家重点中等职业学校；2010 年被评为国家首批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如今的建平职业教育中心，早已不见当年占地仅有16亩、120名学生的寒酸景象，而是一所总占地面积530亩、建筑面积近20万平方米、有12个专业、在校生4300多人的综合职业院校，每年为社会和企业输送大量专业化技术人才。

建平职业教育中心数控技术应用专业学生进行实操培训。

小校园，大市场

探查建平职业教育中心一路飞奔的背后，固然有学校自身的励精图治，但细究之，实为国家工业体系转型升级的必然结果。

世界经济论坛总裁博尔格·布伦德曾表示，从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参与到全球的经济发展大格局中之后，短时间内，中国一跃成为世界上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工业化的飞速发展带来的是技术工人巨量需求，职业教育供给的技术工人速度却远远不能满足现实的需求。2021年的数据显示，国家存在2000万以上的高级技工缺口。这一数据多次成为社会话题。

在职业院校输送的技术人才“供不应求”的背景下，自然是不等校方出马，企业方早已频伸橄榄枝，学校就业指导办公室也被踏破了门槛。即便如此，校方也并非简单地顺其自然。张金波谈此问题，总结多年“校企联合”的经验，给出了学校的“三个模式”，即依托专业办企业模式、引企业入校模式、引校入企模式。

例如依托专业办企业模式，就是学校依托汽车运用与维修、数控技术应用专业、金属焊接等专业，在学校内部开办了汽车修配厂、机械加工厂、金属制品厂等企业。企业一方面承接业务，一方面作为学生的实训实习基地。很多建平当地车主宁可绕远也要将车送到学校的汽车修配厂，“学校的汽修厂信誉高，价格公道”，已是很多车主的共识。

引企入校模式则把学校与企业的资源进一步整合。张金波表示很多合作是他亲赴企业洽谈。学校的电子商务专业，同一家互联网公司联合办学，建成包括客服区、运营区、直播区等在内的电商产业园；同某文化艺术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建设高端双语婴幼儿教育一体园；至于“订单培训”则更为直接，学校开设的华为5G订单班、百城阀门订单班、海尔订单班等均实现校企无缝衔接，实现毕业即就业。

“学校还要走出去，不能在家里打转。”让张金波颇为得意的是在引校入企模式中，学校与某牧业集团合作共建校外实训基地。企业方看中了学校的办学条件，一掷6000万元建设起畜牧兽医专业校外实训基地，一为吸纳学校师资力量科学发展，二则尤为直接，直接从实训基地的实习生里“抢人”。

虽然学校依托“三个模式”建立起来的校企联合办学模式让学校的就业率节节攀升，但另一方面，学校的生源又面临新的问题。

“怪不到招生办。”在张金波看来，生源的下降趋势实为地域经济整体发展的外在呈现，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社会“重普教、轻职教”的尴尬现状。不必说经济的疲弱使得东北的青年人才外流，基于辽西相对偏远的地理位置，年轻人的选择更是急迫地“逃离家乡”。更为冷峻的现实是，社会对职业院校的评价，仍停留在生源差、教育水平低的印象里。

“想一时扭转很难。”但张金波笃定，随着国家工业化的转型升级，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的道路上，职业院校注定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随着《通知》和2022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等政策法规的相继落地，“普职分流”的进一步推进，全社会对于职业教育定会发生根本性的改观。今年秋天，建平职业教育中心的招生办颇为忙碌，共招生1460人。可喜的还有16名外省学子前来就学。　　

从宝马到“宝马” 双元制赛道NO.1

文|郜华天   图|周子文

双元制是源于德国的一种职业培训模式。所谓双元，是指参加培训的人员必须经过两个场所的培训：一元是指职业学校，主要职能是传授与职业有关的专业知识；另一元是企业或公共事业单位等校外实训场所，主要职能是让学生在企业里接受职业技能方面的专业培训。这种模式在德国的企业中应用很广，近几年也被我国的一些企业借鉴或采用。

沈阳有座宝马楼

2023年5月18日，华晨宝马20周年庆典在沈阳市铁西工厂里举行。华晨宝马全新职业教育项目学徒生李林航，作为5位上台的员工代表之一，讲述了他与华晨宝马的青春故事。

站在台上，李林航的目光越过了手中由自己和导师共同设计、3D打印出来的机械臂，越过了台下端坐的领导和嘉宾，越过了向自己微笑致意的老师和同学，落到了最远处巨大的“20”标志上。

将时间指针拨回到20年前。2003年3月27日，宝马集团和华晨汽车控股有限公司集团在人民大会堂签署深化合作备忘录。5月23日，由宝马集团与华晨集团共同设立的合资公司——华晨宝马成立。那年李林航两岁，他只会紧紧攥着父亲买的汽车模型玩具。年幼的他不知道，命运的齿轮已悄然转动。

转眼已过14年，李林航考上了沈阳市共青团实验中学。在这样一所市级重点高中里，李林航的成绩算不上优秀。“同学有的在备战艺考，有的准备毕业就去当兵，这些我都不太感兴趣。父母急，我也急，不知道未来的出路是什么。”16岁的他开始在校园里焦虑着未来。

李林航不知道的是，在此前一年，沈阳市获批国家首批老工业基地产业转型技术技能人才双元培育改革试点城市。为了让双元制更符合国情、更接地气，打造适合国际化发展的本土化高端人才培养模式，沈阳职业技术学院与德国大使馆建立联系，邀请德国双元制教育专家座谈，研讨论证德国双元制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在沈落地。

彼时的李林航还不知道当年11月，沈阳职业技术学院中德学院（以下简称“中德学院”）正式成立。学院建立之初，招生并不顺利。“当时学生和家长都没怎么听说过双元制，中德学院作为单独的招生、培养学院，对大家来说都很陌生，不知道具体是干什么的。”中德学院院长侯伯民回忆，那一年，中德学院只招到60名新生。

当然，这也有选拔严格的因素。按照华晨宝马与中德学院签订的联合培养协议要求，选拔分3个步骤。首先是上机考试，考察学生的逻辑思维、机械基础知识，这对于刚刚走过高考的大一新生来说，既熟悉又陌生。其次是体能测试，50米跑、1分钟跳绳、抛实心球等，考察学生的体力与灵活程度。只有前两个环节成功突围，才能进入第三个环节，即大面试，分团队合作和个人面试两部分，考察学生的团队合作、逻辑思维能力和动手能力。

2020年春天，在学校的春招宣讲会上，李林航第一次听到“中德学院宝马班”（以下简称“宝马班”）。彼时，经过3年探索和发展的中德学院，已把第一批毕业生成功送进了华晨宝马。在各个岗位，宝马班学员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都获得了企业方的高度评价。随着宝马班持续运行并显现成效，学校办学质量和社会认可度也随之而来。

“听说他们建了一栋非常漂亮的德式教学楼，楼里全是宝马的色彩与印记。教室里有各种从宝马工厂运过来的工具、机械。作为一个男孩子，这些都太吸引我了。”李林航想去试试，看看自己的未来在不在那里。

职教学生用双手绘出自己的未来。

德式教育本土化

顺利考上中德学院的李林航，瞬间被校园里无处不在的“新”所吸引。

入学没过多久，李林航就获得了整车实操的机会。“在我想象中，老师应该拿着发动机和各种零部件在课堂上一件一件教。但实际上，我们直接在华晨宝马的整车上操作，真实还原了企业内部的操作场景，完全就是实战。”

“每次上课时，老师都会发给我们几页A4大小的活页纸，纸上有固定的版式，对应相应的单元模块。师生一边上课实践，一边按步骤往模块里填写实践内容，一节课下来，就填满一个小小的模块。如此积少成多，逐步累积成一本厚厚的教材。”在本土化过程中，中德学院结合自身特色，借鉴了德国的教学方式，摒弃传统教材，以汽车的维修培训手册为参考，采用活页式的编撰方式，老师一边上课，一边编写教材——李林航头一回见到这样的教材。

在宝马班，老师为每个学生设置了不同的评定标准，这也意味着，即便是在同一专业同一班级，每个人需要掌握的知识和技术也都不一样，“完全地量体裁衣。”

在层出不穷的新鲜中，李林航不断地提高评定等级，也提升着自己的自信。不到一年时间，他就从一个连尖嘴钳都不认识的“小白”，升级为所有老师口中的技术尖子。

2021年7月，李林航到宝马培训中心学习。彼时，他已有两个标签在身——既是学校学生，又是企业学徒。“第一年在校学习，第二年在企业实训中心基础实践，第三年到企业生产线上实习工作，这是学校对宝马班学生的时间安排。”侯伯民说，这也是双元制在中国入乡随俗的生动写照。

初入职场的李林航，没有局促和紧张，简单地适应环境后就投入了工作。“在学校已经有很好的基础了，所以很快就接手了项目的制作工作，和同到企业的同学一起设计了一个电路柱。按照设想，电路柱只需修复一些小漏洞就能实现运行。后来，这个项目被培训中心当作模板，给其他学员展示。”李林航的提升，犹如火箭一般，扶摇直上。如今的他，已被保送到宝马德国总部进行学习。

双元制提升的，不仅是学生。

中德学院具有德国培训学习经历的教师比例为40%，德国培训资格证书教师比例为44%，企业经历教师比例为36%。“学校要求教师接受德国双元制教育的新理念，逐步与各自专业特色结合，吸收新的教学方式、方法，重新设计课程结构和教学手段。”侯伯民介绍。

作为老师，陈诗濛还没见到自己的学生，就要先加入和企业培训师、工程师、岗位师傅共同组成的混编教学团队，参加培训。“针对我的特点，学校给我制订了完善的教学能力提升计划，还准备送我出国深造。我的教学理念、方法和专业技能全都变了，也让我真正认识到了自身价值。”

从最开始项目班只有一个专业20名学生，到现在开设了机电一体化、汽车返修、模具机械、工业机械、电子技术5个对接德国企业需求的职业工种，校企共建宝马机电班、宝马汽修班、宝马自动化班、德科机电班等16个项目班。每年招生近400人的中德学院，已成为双元制人才培养模式本土化的先驱力量。

     2021年8月，中德学院承担辽宁省职业教育培养（模具设计与制造双元制人才）标准化试点项目。

一种启示

作为沈阳另一所与华晨宝马签订联合培养协议的学校，沈阳市装备制造工程学校（以下简称“装备制造学校”），早在2012年就站上了双元制的赛道。

起步早，成绩也不错。截至目前，学校已有超过500名毕业生与华晨宝马签约成为正式员工。“他们分布在总装、车身、涂装、冲压车间及发动机工厂。作为各车间生产一线维修、操作技工骨干力量，有些优秀人才已经得到提拔重用，成为段长或转岗为专员。”装备制造学校校长张春雨说。

对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的李佳琪而言，中考是她人生的重要拐点——她没有选择读高中，而是走入华晨宝马和装备制造学校共同打造的“宝马班”。

“当时，家里条件和成绩都允许我继续读高中、考大学，但这种教学与实践结合的学习模式更吸引我，因为我不是一个愿意‘死’读书本的人。”李佳琪说，虽然这是自己的命运选择，但周围除父母外的其他人无一理解。

在质疑声中，李佳琪似乎更能认清自己。在她的课表上，每周除了有喜欢的实训课，还有系统的理论教学，以及数学、语文、外语等基础学科的学习。为了更好地融入大型跨国公司，外语学习占据了李佳琪大部分课余时间。

“等我学会钣金时，我一定要利用学校的工具，给爸爸做一个我设计的烟缸。未来，我想有一个自己的操作间和实验室。”回忆点滴、畅想未来，李佳琪的眼睛渐渐湿润，“很感谢父母理解我、尊重我，让我能够快乐地做自己。”

的确，对由经验定义认知的家长而言，做这样的决定并不容易。职高、技校，这些词好像说起来就没什么面子。但值得庆幸的是，这种认知已悄然转变。

2023年6月，宝马集团德国总部培训、认证与职业教育项目全球负责人、职业教育项目总经理、职业教育项目经理等一行到沈阳交流访问。

“其实他们是带着疑问来的：全世界都在做双元制，为什么我们能在宝马集团全球标准化考试和全球学徒生满意度调查中都排第一？”侯伯民回想当时的场景，说道。

原因有很多。在顶层设计上，沈阳市政府对宝马班高度重视和支持。2018年，市政府就投资4亿元，加强中德学院相关设施建设，其中一个重要工程就是中德楼的建设，其中包括22个理论和实践一体化的德国标准实训室；在校园里，专业设置紧密对接中德装备园，培养标准紧密对接德国职业标准，教学模式紧密对接跨企业培训中心及企业实习基地“工学交替”；在企业，华晨宝马为学生提供实践机会和培训，向学生传授与经济和社会需求相适应的技能及知识……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才有了今天的“宝马班”，以及趋之若鹜的“宝马”。

对于两所学校而言，优质的资源匹配，也换来了学生、学校和企业的三方共赢。目前，装备制造学校和中德学院展开了高职一体化培养，即宝马班学员先在装备制造学校打好基础，再到中德学院继续提升，通过延长培养时间，提高培养质量。

在沈阳，在双元制的振翅下，不光有了“宝马班”，装备制造学校和中德学院还与西门子、德科斯米尔、沈阳新松机器人、海尔集团、欧福科技、宝驰工业、好利来集团、香格里拉酒店集团等企业合作，开展“订单式”人才培养，“西门子班”“新松班”“海尔班”等含金量颇高的项目落地开展，硕果累累。

沈阳宝马班的探索创新，也为我国破解职业教育发展难题带来启示。“现在我们的学生技术过硬，职业素养也高，企业每年都抢着要。无论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进入，在这里，通过努力学习，就能改变命运。即使在“宝马班”的竞争中被淘汰，也很容易找到好的就业岗位。”张春雨说，过去学生冲着宝马来，如今冲着学校来。　　

市域产教联合体花开天下

文|金雅银

清风不会自来

建设市域产教联合体，对当下的职业教育来说，是热词，也是关键词。这份热度来源于教育部2022年印发的一份文件，要求到2025年建设约150家市域产教联合体。

2023年9月4日，在教育部发布的首批28家国家级市域产教联合体名单中，大连金普新区（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域产教联合体上榜。大连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职院”），正是这个市域产教联合体的直接参与者。

市域产教联合体是个新名词，却又不是。“以前不这么叫，但都是向着这个方向做的。我的经历就是这么来的，足以证明。”作为职院的毕业生，大连地铁运营有限公司一号线司机班长宫晓颇有感触：“2012年，那时大连就一条轻轨，还没有地铁，相关专业更是凤毛麟角。”

大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成立后，为市域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一个新支点。大连职院产学研协作办公室主任孟祥忠回忆，虽然那时候还不知道什么是市域产教联合体，但学校很早就捕捉到一丝预兆，立刻设立了新专业。“设新专业不能随心所欲，是要上报申请到教育部门，再层层上报审批的。这个流程严格且漫长。但幸运的是，政府不仅为这一流程主动做了减法，还帮助有需求的企业和职院搭桥，这才有了大量储备的生成，像宫晓般的地铁适配人才。”

随着多线路的开通运营，大连地铁人才告急，职院便依托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群，先后成立“大连地铁驾驶员”“大连地铁中控班”等“订单班”，进行订单式人才培养。“产和教直接接轨，彻底解决了供需问题。”孟祥忠说。

在大连职业技术学院，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是辽宁省品牌专业。这里的学生多是同档考生中的佼佼者，都是冲着专业的品牌和高就业率而来。宫晓走的便是“订单班”这条路。多年来，宫晓扎实和完善各项岗位技能，荣获全国交通技术能手等数十项荣誉。而他，仅是从市域产教联合体走出的沧海一粟。

一流企业引领、众多企业参与、多种形式并存，冥冥之中，职院早已明确了发展路线。“一方面，加强与大型企业深度合作、共建产业学院，如成立智能制造学院和数字技术产业学院，组建大连装备制造职业教育集团、大连智慧健康养老产教联盟等；另一方面牵头组建中小微企业理事会，成立大连汽车维修行业中小微企业理事会、应用韩语专业中小微理事会，为中小微企业转型发展提供人才服务。”学前教育学院副院长周东恩坦言，联盟成立以来，学院围绕人才培养、专业建设等方面推进优质资源共建共享，开展了很多接地气的工作。如今，与学院合作的幼儿教育类企业已达70余家，毕业生一直供不应求。

在大连智慧健康养老产教联盟，康养与生物技术学院合作企业达30余家，除了涉及省内，业务还拓展到北京、江苏等地。“平台的搭建，使我们的学生非常抢手。今年，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专业的15名学生已被沈阳一家养老服务企业预定，从11月份开始进行8周的跟岗实习、16周的顶岗实习，工资不低于当地水平。”康养与生物技术学院院长李爱红说。

“如果没有这些前期蓄力，清风不会自来。”孟祥忠说，2023年4月，教育部下发通知，要求各省启动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工作。“项目以省为单位申报，指标少、规格高，竞争异常激烈。”接到通知后，大连市委市政府、市教育局成立专班，由金普新区管委会、大连职业技术学院、通用技术集团大连机床有限责任公司共同牵头，以共建省级产教融合实训基地为平台，通过挖掘区域产业优势、评估人才需求走势，找准产业创新创业高点和行业发展难点，联合4所高职院校、6所本科院校、7所中职学校和7所科研机构及区域内25家骨干企业，组建市域产教联合体。这才有了文章开篇脱颖而出的那一幕。

大连职业技术学院护理专业的学生在实操中学习技能。

机遇与挑战

有了联合体的加持，今年9月，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变得很不一样。教室里、实验项目旁，学生因有了更清晰的职业规划，少了很多打游戏的闲暇，很多人选择坐在电脑前构思建模，钻进实训楼与机器“磨合较劲”。

最特别的，当属“校中厂”“厂中校”的建立。走进职院财经商贸学院京东校园实训中心，客服服务流程跳出书本，具象地呈现在学生眼前。“在设施设备上，京东投入的是客服专线，我们提供场地、软硬件设备等，共同建设实训中心。同时，每个班京东还专门派人跟踪指导，让学生快速融入客服服务工作，并签订三方协议书，保障学生的相关权利和义务。”财经商贸学院院长李飞坦言，别看服务人员是学生，可提供的都是标准化的专业服务，优秀的毕业生可以直接进入京东。

谢志洋就是其中一位。这位来自辽宁本溪的营销专业毕业生，读书时在“校中厂”实训做客服工作，毕业后进入江苏京东金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工作，通过“厂中校”——劳模工匠进校园、职校教师进企指导等提升技能，很快成长为管理层人才，进入公司人才储备库。

不难看出，多主体是市域产教联合体的鲜明特点之一。但在孟祥忠看来，这也意味着潜在的阻碍。

“在没见到真人上岗出效益的情况下，让企业投入，其实挺难的。”小微企业用工需求小，无力承担一个学徒班的培养任务。如何突破小微企业参与现代学徒制的壁垒，是孟祥忠一直思考的问题。“有了联合体就不一样了，不仅完善了顶层设计，还依托省级减税免税、贷款优惠等政策，充分调动企业积极性。”目前，职院构建了“一对多”的人才培养运行机制，即一个学徒班对应多家企业需求，同时建立了与人才培养方案相适应的“素质能力课程+专业培训包+个性发展课程（不同企业）”的新课程体系，学生在专业平台上学习基本职业能力和专业基本能力，在不同企业的岗位上定向学习岗位核心能力和岗位综合能力，从而实现人才供应链的跨企业式精准供给。

但并不是所有联合体，都能为困局找到一个突破口。

在2022年教育部印发《通知》后不久，全国多地成立产教联合体的新闻接连见诸报端，山东、广东、浙江等地的产教联合体纷纷“上线”。但以资产划分、产权界定为核心的所有制问题却给产教融合带来了一定阻碍。“建设市域产教联合体，涉及多方利益主体。由于隶属关系不同，经费渠道各异，多数单位自成一体，要实现产业园区、学校、科研机构、企业等多方主体与地方的同频共振，如果没有完善的保障机制，‘联而不合’的现象就会出现。”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欧阳忠明建议，政府要落实规划、指导、协同、监管等职能，“引导基层政府大胆试、大胆闯，比如，可以由政府牵头打造一到两所混合所有制的产业学院作为范本。”

在实践过程中，无锡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牵头组建学校理事会，区党政主要领导担任理事会理事长，无锡科技职业学院职业党政主要领导和相关区领导担任副理事长。理事会下设专家咨询委员会、校地合作委员会和校企合作委员会。建立“理事会—合作委员会—项目联管会”三层组织结构，实施“规划决策—统筹协调—组织实施”三级运行模式，为协同育人提供了组织保障。

坐落于唐山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曹妃甸的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吸引中车唐山公司成为职教集团副理事单位，聘请公司董事长担任集团副理事长，构建“高层协调决策、中层共商执行、全面质量控制”集团治理模式，让深度融合行稳致远。

路径在多方探索中，也渐入佳境。“未来，希望由学院来集聚联合体内各类产教资源，让大学校区、产业园区、城市社区共同制定产教联合体发展规划。”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现代金融产业学院副院长李元表示，“如今，联合体已化身为职业教育体系改革的发动机，轰隆作响中，改变才刚刚开始。”　　　　　　

从坏小孩到优等生，转变一“念”间

文| 张婕

2005年，姚莉等一批各界爱心人士在北京创办百年职校，成为中国第一所为贫困家庭子女提供免费职业教育的公益学校。从北京起步，“百年模式”的公益学校办到了三亚、南京、大连等全国10个地区和非洲国家安哥拉。

宿舍墙上学生自己绘制的画，用来表现职业教育对自己的启发。

差生变学霸

访校的第一天，一年级的学生素君和春婷为我们介绍校园。素君言谈举止落落大方。在参观宿舍时，我问她其他同学是否知情，本意是希望获得进入的许可，而她，不仅回答是的，还补充“大家平时也都是按这个标准收拾的，不是为参观才准备的”，生怕引以为豪的学校被误解。

素君在河南读的初中，她这一届学生多、出题难，没有考上高中的她不知道未来还能做什么，就去打了一年工。但素君觉得还是读书好，“那年做了3次梦，都梦到自己在上高中。”

萌生了继续学习想法的她，回家后听到哥哥介绍三亚百年职校（以下简称“三亚百年”）。当得知这是一所免费职校后，她非常震惊，因为河南最便宜的职业学校的学费也要7000元/年。素君像抓住了救命稻草，就来了。

素君是一个要强的女孩，在春婷为我们当众表演舞蹈课新学的舞蹈时，她也为我介绍起她的选修课。在我们来的前一天，她刚学插了杯花，老师是外聘的兼职老师，她觉得很新奇。

在三亚百年，除了Office软件、英语、数学等基本的主题课程，学生的个性化课程也很多。瑜伽、调酒、茶艺等，学校会请专门的兼职老师来上课，目的是尽可能挖掘每位学生不同的兴趣和天赋，让毕业后的职业发展多一些可能。

在一节讲授PPT操作的课上，蔡老师向学生提问。问题刚一抛出，春婷第一个举起手来，没被点到的她用肢体语言表达着不甘心。紧接着，老师抛出第二个问题，春婷又是第一个举手，这次她如愿回答了问题。答案正确，老师在积分表上为她加上了2分。

蔡老师的应用课，为让学生学会常用操作，专门设计了积分表，学生回答问题或完成操作测验，即便答错也能加1分，激励主动参与课堂互动的行为。对于积分，老师设定了满分机制，一节课最多加4分，避免机会都给了一位学生；每节课有10次提问机会，每当有学生参与互动，老师都会在屏幕上调出积分表格，给予最及时的正向反馈。

这个小小的积分机制已经实行了一年，学生以不被扣分为目标，整节课不敢怠慢。像春婷这样的学生则以加满4分为目标，在课堂上散发着正面的影响力。一堂课下来，你会发现几乎所有学生都能顺利掌握新学的操作。

由于缺乏必要的基础知识储备，国内职校生普遍对于英语和数学最头疼，课上趴着睡觉的现象十分常见。这种“混日子”的行为，有学者解读为一种表达、沟通，甚至是求助——一种无声的求助。

在三亚百年的英语课上，素君也有类似的求助。当王老师带领大家朗读时，她忙碌地抄写着黑板上的短句，并不张开嘴跟读。但王老师的英语课，没有睡觉的机会。在课程最后，学生需要根据本节课学习的短语和语法，分小组设计一小段英文对话，上台展示，由其他同学打分。在小组准备的过程中，素君积攒的问题暴露出来，当王老师前来关照时，她提了问题。最后，她和组员上了台，完成了对话。

在实用的课程中浸泡了几个月，春婷逐渐成了“学霸”，在所有学科课堂上表现出一贯的积极，老师还常能听到她帮助其他同学解决问题的声音。素君也重拾对学习的信心，一年前那个做梦都在上学的她梦想成真。

紧密联结的网

在礼宾部见习了3天的佳腾，最有成就感的是被客人记住。“今天有个客人办完入住后，我送他去二区。给他送到房间之后，我就回去了。等到下班，我刚好又碰到那位客人。他一眼把我认出来……”喜欢帮助别人的佳腾虽然只实习了4天，在酒店里已是“优秀员工”了，领导也对他的表现印象深刻，说他“学习能力很强”。

佳腾对自己的评价是“积极性挺高，但是做不出东西。老师给我安排东西，我说交给我就行了，但后面又懒得做”。当被问到如何改掉了拖延症，佳腾说因为不想让关系亲密的老师伤心。有一次，师姐告诉他，因为他忘记老师布置的任务，老师曾在聊天时表示了失望。“老师对我期望特别高，对我特别好，我不应该让他失望。我就学着把该做的一口气都做完了。”

这种师生关系，让佳腾感觉很不一样。他曾提到自己3个要好的同学，毕业后去了家乡的技校。“他们可以在课上随意打游戏，没人管，甚至会在班级群里说粗话，老师假装没看见。”三亚百年的师生关系就大不相同，像一个乌托邦，佳腾觉得自己和蔡老师关系好到“像兄弟”。

显然，蔡老师是在学生心里有影响力的一位老师，但不是唯一一个。在和英语王老师交流时，她对每一位同学的背景和学习状态熟稔于心，甚至在听到学生名字的瞬间，就能立马做出详尽的回答。

令人感到温暖的是，不仅师生间有着家人一般的关系，学生间的关系也很亲密。学生们每天吃住在一起，没有手机的时光被丰富的课内外活动填满。学生们在项目式课程和学生会工作中通力合作，课后的晚上则结伴打打球、跑跑步。周六的校外义工服务有3个机构可供选择，大家会和伙伴商量去同一个。周日的下午是自由活动时间，在三亚这座四季如春的城市，他们还会结伴去附近的景点游玩。

素君已经去过好多景点了，她极力推荐大东海，那里有她和伙伴珍贵的回忆。

在三亚百年，很多项目式课程都被设计成年级混合制。“每年都会有一个校外学习项目，都是二年级带一年级，两个年级的同学混合。我们当时也是师哥师姐手把手带起来的，进学校的第一个项目就是。”佳腾说。他正在做的“众神回家”项目就是年级混合制，二年级的他在其中担任了重要的角色，积极协调组员的工作。

项目式课程发展了学生团队协作和沟通的素养，也能够在小组间建立紧密的关系，而年级混合制项目则把这所小而美的学校织成了一个强大的支持网络，每一届学生彼此连接。

佳腾曾分享过他一年前从河北来到海南时的不适应，交朋友不顺利的他一度萌生退学的念头。在《课堂之外的职校生 : 对底层子弟“混日子”文化的再思考》核心论文中，作者提道：“结伴而行和互帮互助是职校生应对底层劳动力市场的另外一项社会技能。在远距离外出务工的过程中，青年学生也容易遭遇诸多不确定性和风险，以朋辈同学为纽带的互助小组因此显得尤为重要。”佳腾对此也深以为然。他提到自己和初中老师已经不再联系，而在三亚百年，他看到10年前毕业的学长、学姐还与学校保持着联系。“即使老师没有教过他，也会去和他联系，了解同学现在是怎么样的处境，需不需要学校的帮助。如果你需要帮助，学校会立刻给你帮助。我感觉这跟其他学校不一样。”

在职业路上，这种以职校为中心的朋辈和师长群体，也为年轻的毕业生提供了重要的情感和社会支持。

当然，“论证”的过程绝不容易，正如素养模型的落地绝不是一蹴而就，研发、培训、落地、迭代都困难重重，从“全人”出发的教育更需要对每一位学生细致的呵护和陪伴。

百年职校用素养教育，陪伴着学生们撕掉了身上的标签，成为幸福的普通人。

对于未来，佳腾充满了期待。为了激励学生，三亚百年职校会根据三年级学生在实习中的表现和领导的反馈，评选一、二、三等荣誉，其中一等奖只有一名。

说起实习评比，佳腾并不掩饰自己的自信，他计划未来拿到那个唯一的一等奖，毕业后去西藏旅行。“毕业时我正好18岁，感觉去西藏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去完西藏就去上大专，如果考不上大专，我可能会去做一个调酒师，我可喜欢咱学校的调酒课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