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工人报刊社
 

走过西大堤,就是京杭大运河

作者:文|孙淑华

记忆中逐渐褪色的运河。

一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特别是对一位身体瘦弱的年轻女孩儿而言。1979年初夏,生产队队长派我去周家坟浇麦子。不知什么原因,北京以东一带得意用坟来命地名,比如我们第三生产小队的土地有李家坟、刘家坟、张家坟、尹家坟。我想,在过去,这些土地应该都是财主的土地,他们为了流芳百世,便将自己的土地用自己的姓氏来命名。

我要去浇麦子的周家坟,是距离东街村仅一公里的地方。那片肥沃的土地不但适合耕种冬小麦,还适合栽种各种蔬菜。因为东街村系城乡接合部,所以人们的认知早已疏离了农业,并对工业和商业产生了兴趣。在当年,这是一种进步。

东街村第三生产小队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拥有五六家村办小工厂。这还曾让那些热爱土地的老农说五道四,他们认为生产队队长不务正业,“一个农民,不好好侍候土地,却要去经营和土地、农事无关的营生,像什么水针厂米面加工厂之类的工厂……”

第三生产队的年轻队长,似乎对当时所畅行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学习得十分深入和透彻,他不想费唇舌用语言去解释,只想用行动去印证。当年,因为队办企业创造了丰厚的财富,所以,第三生产队在年终分红时,社员每10工分就能分到1元5毛钱。我家因为劳力多,一下子就分到了4000多元。要知道在20世纪70年代,4000多元可是一笔巨款。这不仅让很多村民眼红,也让那些吃商品粮挣工资的人眼红。好友李萌当年在县百货大楼上班,她得知我们家分到那么多钱,激动地和我说:“淑华,你要请我去小楼吃夹肉烧饼!”“没问题。别说吃夹肉烧饼,就是去东风饭店吃烤鸭,我也请得起!”

就在这一年,五哥和六哥也都娶到了媳妇。

接着说我去浇麦子的事儿。浇麦子是需要有一条水渠的,清水被机器从井里抽上来,通过水渠送到麦田里。周家坟这条水渠的末梢修在了坟地上,这就使得上次来浇地的徐小芳因不小心,一下子掉进了由于年久失修而半敞的坟墓里。掉进坟墓的徐小芳发出绝望的呼喊,呼喊声尖锐而恐怖,多亏看电机的刘山及时将她拽了上来。这次掉进坟墓虽然没给徐小芳造成太大伤害,但此后她却再也不敢去浇麦子了。

为了不重蹈徐小芳的覆辙,我将水渠别了一个弯,虽然在视觉上不太好看,但让渠水走了近路,可以让水很快流进麦田。最主要的是,可以避免看渠口的人再掉进坟墓里去。我的这一改变,让来检查浇地进度的妇女队长大加赞扬。她说我解决了困扰她多日的难题。“你真是一个有心的姑娘,是怎么想到给水渠改道的?”“我怕也和徐小芳一样,让自己掉进坟墓里。”

其实,我所改变的那些事物还有很多。比如,我还曾将六哥打家具淘汰下来的一块弯木板,放在了家门前荷花坑中那条被水冲出口子的小道上。这一举动,让很多要去街上购物的村民少走了不少冤枉路。又比如我在城内小学读书时,新来的老师是个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年轻姑娘,姓宋,讲话脸就红。她让学生站队时,大家总是胡乱站,这给她点名造成了不小的麻烦,因为有些同学身材矮小,他们夹在高个子学生当中,虽然老师点名时他们也积极配合,却只闻其声不见其人。我就为宋老师出了个主意,让同学们站成横排,这样不仅可以听到声音,还可以看到表情,大家的状态老师也能一目了然。宋老师为此还表扬了我,后来还选我当了学生代表。

我有时就想,一个人不管生活得多么卑微,只要努力去发现、去改变,哪怕是一些小的事情和小的场景,或许只要稍稍变换一下方式,就会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重要的是,一个善于思索的人,是可以通过改变从容面对一切的。基于此,放暑假时,很多女生都向我抛来友谊的橄榄枝。以前我下地割草只有一两个女伴,后来,我身边已经有十几个女伴了,好似只要和我一起下地割草,连草都割得比平日要多得多。

一天,我们去京杭大运河岸边割草,一个叫小湘的女伴不小心将草筐掉进了河里。望着被水渐渐推远的草筐,小湘失声哭了起来。那年月,哪怕只是一个草筐,对于物资匮乏、生活艰苦的大多数家庭来说,也是重要物件了。而小湘掉进河里的那个草筐,是她父亲几天前才从生产资料公司为她买来的。这样的一个新草筐被水冲走了,她的酒鬼父亲一定会大发雷霆。我望着不停哭泣的小湘,心生一计——我将自己草筐的一截绳子解下来,又从河边找来一根木棍,将木棍拴在绳子上,然后沿着河岸向草筐漂走的方向追去。很快我就接近了草筐,我将那截拴着绳子的木棍远远地抛向了草筐。第一次木棍没有掉进草筐,第二次木棍仍然没能掉进草筐,此时跟在我身后的小湘哭得更大声了。我被小湘的哭声搞得心烦意乱,但仍没有停止追击草筐。在我又追出一段路后,正好遇到河水的一个拐弯处,此时草筐离我已非常近,我不失时机地将木棍投向草筐,木棍稳稳地落进了草筐,最后用力一扯,草筐被我拽了上来。当我把失而复得的草筐交给小湘时,小湘破涕而笑,说:“淑华,我以后跟定了你!”

其实我爱发明创造,是从我母亲那里继承来的。母亲是个非常有智慧的女人。或许是父亲过世得早,或许是家里孩子多,所以她一生总是忙忙碌碌。1970年,因哥哥们憨厚老实,村里很多年轻人都喜欢到我们家串门聊天,母亲却不会因有人来串门而停止劳作。

在有人串门的夜晚,母亲一般会选择纳鞋底。母亲纳出的鞋底,针脚既匀称又结实,为此,村里总有一些准备出嫁的女孩儿羞答答地来找母亲讨鞋样。母亲的手巧得很,她剪出的鞋样既美观又秀气。当然,母亲也不是每个晚上都纳鞋底,在棉线很快要用完的一些晚上,母亲就要纺线。但纺线是需要场地的,那么多人来家里串门,狭小的屋里是无法摆放一个纺线车的。为此,母亲总是十分为难,但又无法拒绝乡亲们的友好善意。最后,还是我想出了解决的办法。我让母亲将纺车搬到我的小床上,我那张小床从来也没有人坐——来串门的人都懂得女孩儿的床是不能随便坐的。

母亲采纳了我的建议,将纺车搬到我的小床上。有时我困了,就伴着纺车的嗡嗡声睡去。其实,纺车的响声既单调又无聊。很多生活在乡村的人,童年时代都是在纺车的嗡嗡响声中度过。那时的我们一点儿也不讨厌纺车的声音,相反,如果哪家失去了纺车声,可能就意味着遭遇了什么变故。所以母亲嗡嗡的纺车声,是最好的音乐,也让我心里踏实。

不久前,丈夫让我听世界著名大提琴演奏家杜普蕾的《缠绵往事》。那是一首干净得让人想对这个世界表白一些什么情绪的曲子。娓娓叙述的调子,像极了母亲当年的纺车嗡嗡。

丈夫嘲笑我,我不烦,甚至认为一个怀揣乡村梦境的人,总会赋予一些平淡事物真情实感。在经济和文学都十分匮乏的年代,我们若想给生存找个合情合理的理由,总要给庸常一些诗意的联想,否则就只能任凭生活变得平淡甚至平庸。

如今的运河成了平时散步的去处。

只有深深怀抱过温暖乡村的人,才能赋予乡村诗意的感觉。也正因如此,才有人把纺车的响声和乡村的炊烟联系在一起,和布谷鸟的叫声以及蛙鸣联系在一起。

我虽然出生在小城,但因为农民身份,从小就拥有浓郁的乡村元素。后来我出嫁到了真正的乡村。那个村子其实距离淑阳镇并不远,现在县城的城心广场占用的就是这个村子的地,这个村子叫孙村。当年我嫁到这个村子时,孙村还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乡村。村子里不光有长满青苔的老水井,水井上边还架着用老榆木加工出来的辘轳,以及一口老石磨。一些星光灿烂的夜晚,我婆婆总号召我们去孙家磨坊推磨。婆婆说,用石磨磨出的粮食,是有粮食香味儿的。虽然当年吃婆婆做的饭,并没有嗅到粮食的香味儿,但不管怎么说,当年在孙村吃到的粮食都不放添加剂和滑石粉,一定符合绿色食品标准。

那时丈夫家里很穷,但我却生活得很愉快,并在丈夫的影响下开始接触文学。我知道穿过孙村的那条长满柳树槐树的西大堤就是闻名遐迩的京杭大运河。在一些残阳如血的傍晚,我经常和丈夫一起到运河边散步。那时,运河岸边十分古朴,莺飞草长的河岸长满了红柳。有时,丈夫会久久地眺望着河对岸出神。我问他望什么,他说在眺望刘绍棠。我不解地问:“河对岸与刘绍棠有什么关系?”“怎么没有关系?刘绍棠的出生地就是河对岸的儒林村。”我有些不相信,因为前不久,我刚读过刘绍棠文集,我以为刘绍棠早期文字充满浓郁的泥土气息,也许是受《静静的顿河》的影响,一些章节甚至有临摹该书语言的嫌疑,但这并不影响刘绍棠成为一位书写农村的著名作家。

自从丈夫提到刘绍棠出生在河对岸,我便爱上独自一人到运河边漫步。因为在我的潜意识中,所有的作家都距离我十分遥远,然而没想到,这个以写运河著称的大作家,就出生在河对岸。这让我觉得文学就在身边,触手可及。一些宁静的傍晚,我竟然出现幻觉,仿佛看到了年轻的刘绍棠正缓慢地行走在河西岸,他的两眼流淌着无以言表的忧伤。那是遗憾的忧伤,也是感动的忧伤。后来,从刘绍棠,我又想到了博尔赫斯。博尔赫斯在他的晚年,一直在一些宁静的傍晚,在阿根廷的土地上不断地行走。我想,所有的行走,都应该是在寻找他们于生活中丢失的一些东西——那些东西既然已经丢失了,就很难再找回来。

岁月总是那样决绝地不舍昼夜地流淌,如今的我仍然什么也不曾拥有。但我想,经过不断努力,总会慢慢地改变,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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