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工人报刊社
 

为什么都爱东北

近日,一座东北边境小城黑河火了。一时间,“出国吃个早餐再回国”“俄罗斯朋友组团到东北”等话题频登热搜。自今年9月下旬,中俄旅游团跨境免签政策重启后,两国人民在东北开启了“串门儿”模式:黑河的早市人满为患,不少俄罗斯游客在摊位前甚至排起了长队。

无独有偶,除却东北旅游在“五一”“十一”假期的亮眼表现,最近在北京、西安、上海等一线城市,还刮起了一股名为“东北在召唤”的常态化周末休闲之旅。

其实纵观历史不难发现,每年冬天,东北几乎都会火一次。人们不禁发出疑问:为什么都爱东北?

东北,作为一个地理概念,最早出现于《周礼》;作为一个文化概念,则在近现代中国充分显现。“东北既是一种历史的经验,也是一种感情结构。”在学者王德威的观念中,东北作为中国现代经验的辐辏点,至少包含三个层次:一是包容独特的社会人文与自然生态的地理所在,二是启动关内与关外各种关系运作的流动的文化、族群、正经脉络,三是投射、构建有关“东北”想象、言说、论述、演绎的时空坐标。

或许正因如此,白山黑水一再成为现代中国想象的共同体的场景。1949年后,东北以其战略位置、资源优势及重工业基础,被誉为“共和国长子”,城市开始服务于技术创造和物质生产的功能,现代化进程在这里开始高歌猛进;改革开放后,发展重心向东南沿海地区的转移,让受原有体制束缚的东北,陷入产业结构老化和经济相对衰退的困境;在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20年的旗帜下,“被铁链锁住的巨人”重新崛起。

这种超前的现代化时间性,也让东北平添了许多“魔幻”质感:从国企钢厂到“重工业烧烤,轻工业喊麦”,从下岗阵痛到“螺蛳壳里做道场”的能耐。甚至还有,当万能青年旅店在唱《杀死那个石家庄人》、郑执在《仙症》里写东北重工业的尾声——国企改制和分流下岗时,打开抖音和快手,满眼竟是东北大哥们没心没肺地喊麦:“惊雷,这通天修为天塌地陷我紫金锤。”

“如今,‘东北’已经逐渐呈现出‘熔化’的趋势:吸收了很多热量,不断升温,达到了一个熔点,从固态变成了漫溢的液体,流经四处。”在一场关于东北故事的圆桌对谈活动中,作家班宇如是说。的确,无论宏观还是具象、自豪还是叹息,仿佛都在东北得到和解,然后结结实实地影响了当代中国。

而那些表现在各种时空交错的混搭——传统生活与崭新的高楼建筑,乡村生活与近乎人手一部直播的智能手机,破败的旧工厂与热气腾腾的鸡架和早市……也让人们在惊讶之余获得深思:当一切都被“现代”的洪流裹挟着向前走时,似乎仅有东北,保留了某种关于生活、关于“人之于为人”的核心——这才是我们真正爱东北的真意。

本刊编辑部


山海关外暖风吹

文|林麻酱   张锦桥

年冬天,东北几乎都会在网上火一次。为什么呢?“在中国所有地区中,东北独树一帜。”在纪实文学作家迈克尔·麦尔看来,这个地方的建筑、文化、语言不只是东北的,也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缩影。东北的一切不仅与过去有关,也跟中国的当下生活密不可分,甚至还指向我们未来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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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三顿小烧烤

得益于现代科技的发达,把食物弄熟的方法早已经五花八门。但在东北,关于美食的诱惑似乎一直都没有变。一字足以概括,那就是“烤”。近几年,网上流行的段子“穿个小貂夹个包,身边美女把我绕;大金链子小手表,一天三顿小烧烤”,说的就是东北烧烤。

在如今的东北,烧烤是一件复杂而有意思的事。食材上,看似粗粝的烧烤,在东北人手中俨然成为制作讲究的菜系,海鲜需要蒜蓉点睛、牛羊肉需要白糖来提鲜增香、干豆腐卷的乾坤各不同……颇有猛虎细嗅蔷薇的意味。更有意思的是,在万物皆可炙的东北,一切与烤相关的活动都被高度统一为“吃烧烤”或是“撸/整点串儿”。

东北人并不是天生就会烧烤。

“古者茹毛饮血,燧人氏钻火,始裹肉而燔之。”炙,简单粗暴,是古时便有的烹饪方式。经过千万年的岁月更迭,之所以能原汁原味地在东北发生裂变,恰恰在于它的“粗糙”——不需要过多加工,甚至只要一盆烈炭和一把细盐,就足以让路过的人眼馋得过屠门而大嚼了。

对东北人来说,那些在烟熏火燎里的欢笑和泪水,已经构成生活里不可分割的部分。20世纪90年代末,下岗潮席卷全国,东北三省首当其冲。不同于南方商品经济的精细和灵动,当就业机会在工业化地域的转型中消逝,商品经济还不足以支撑时,为谋生计,烧烤走进大众的选择视野。与其他餐饮业态相比,烧烤尤其是烤串儿的难度并不大,对后厨的依赖性较小,烧烤技术也容易习得,进而在东北安营扎寨。

比如东北烧烤“老江湖”——锦州烧烤,喜欢用自行车辐条当签子使,背后隐含的正是锦州烧烤渐成规模所指:20世纪八九十年代,很多自行车厂倒闭了,大量的铝铁车条被废弃,谋求出路的人们用低价购入这些车条,消毒加工,做成烧烤的签子。和竹签子比起来,辐条价格低,且因为导热性能好,肉熟得更快,味道也更好。久而久之,这种车条串儿就成为锦州烧烤的特色。

丰俭由人,一盆炭火就可撑起的街边小摊。对于喜欢烟火气的中国人来说,精雕细琢的食物尚不足以消解疲惫,只有夜深时街头巷尾吵闹喧腾的烧烤摊,配上两瓶大绿棒子(啤酒),那些无所适从的人,才可以将无处发泄的精力和忧愁,在一口酒、一口肉里慢慢抚平。

所以,与其说是东北人选择了烧烤,不如说是烧烤兜住了无数正在下坠的东北人,得以在冷得极致的“寒冬”充满韧劲地生长。而东北人根骨里的血性与烧烤本身具有的野性一拍即合,于是,烧烤也风风火火地把失意的东北人重新带回意气风发的轨道之上。在21世纪,随着人口的大迁徙,东北烧烤被带到全国各地,更掀起了一场“烧烤启蒙”。对于习惯了清淡口味的南方大部分地区来说,重口味的东北烧烤,可以说是一种“文化入侵”。经年累月间,这种极具地方特色的文化,凭借着爽朗、幽默和韧劲儿,迅速改变着中国的文化景观。

“到底改变了啥,你吃一顿就知道了。不光是吃肉的事儿,有些东西它说不清楚,但吃一顿就能给你整明白。”对于疑问,东北朋友并没有正面回答。但烧烤这事确实可以听东北的。压根儿不用看菜单,一进门就把想吃的10串20串喊出来,老板默契地直接推过来一箱啤酒,三五好友聊嗨了吃爽了,陌生的两桌互相敬酒,甚至并成一桌也是常有的事儿,结账时大手一挥直接抹零五块八块……这热热闹闹的人间烟火,是对生活朴素的满足,踏踏实实,痛痛快快。

的确,烧烤这事儿可以听东北的,毕竟他们的发言权不仅在于烧烤的技术与风味,更在于烧烤与生活之间如此深切的联结。

第四个维度

在东北,吸引人的还有衡量空间尺度的第四个维度:天气。

不管穿得有多厚,里三层外三层裹得多严实,寒冷好像总能找到空隙,钻进骨头里,让人感到无所遁形。有人在网上写道:想象一下你站在一个大冰柜里,是一种什么感觉?

某种程度上,东北的冬天也真是如此。在最高温只有零下十五六摄氏度的东北,整个室外就是个大冰柜。在这里,从来不需要担心“冰柜”放不下,只需要担心有没有足够的食物能够塞满它。因为保存食物的方法很简单——直接扔在室外。

“在乡村,数九后,家家户户都会一次性包一大堆饺子,或是蒸上一大锅黏豆包,然后把吃食埋在雪堆里,一整个冬天的口粮基本就靠这些了。在城市,楼房阳台也依然习惯于用来放菜。一到冬天,东北的阳台上放的不是绿植,而是一堆堆的大白菜、土豆、萝卜……像一个宝藏。”作为土生土长的东北人,苏苏对这种粗放豪迈的储物方式早已见怪不怪,甚至待她嫁到南方后,还生出深深的怀念来。

如今,很多东北的开放阳台都封闭变成了保温阳台,不再跟冷风直接接触。但囤菜,仍然像基因一样,刻在了东北人的身体里。

在东北的路边,还是一整车一整车地摆放着蔬菜,买起来也百斤起。这是那些一次只买一根葱或一个鸡蛋的南方人无法想象的。

过去的东北,就连街头的小商店,都很少拥有一个自己的冰箱,所以商贩会选择直接沿街叫卖。这种习惯保留到了今天,除了常被提及的雪糕和冰棍,还有冻得硬邦邦的带鱼、梨、柿子……甚至还能看到这样的奇景:就连一块看似柔软的豆腐,都需要用大刀用力砍开。因为它在室外放不了一会儿,就变成了梆硬的冻豆腐。

所以,如果你在东北看到有人用大刀、锤子,甚至锯子来切菜,不要感到奇怪。根据考古学家的研究,在公元前12300年左右,人类演化出了纳图夫文化,开始了大规模的定居生活。像小麦这样的作物,开始被先民所驯化,进入了人类的食物图谱。也就是说,人类文明进入安定生活的标志之一,是能够掌控食物和空间。

如今,走在东北街头,满眼望去,依然是各种叫卖的商贩和货物,某家堆放的大葱和白菜。这是一种自古以来就让人安心的气息: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顶天立地的快乐

第一次来到东北的老外、纪实文学作家迈克尔·麦尔在《东北游记》如此记录:“炕的下面会用烧干的稻草秸秆来加热,油布摸起来很烫,但铺上棉铺盖卷就暖和又舒服了,好像坐在刚出炉的面包上。跨入这个家的门槛,总是让我觉得亲切又愉快。”

炕,在东北几乎是某种支柱性的存在。

它不只是做饭用的炉子,燃料燃烧后的余热,还可以温暖被窝,成为天然的暖气和电热毯。在东北漫长的冬夜里,下午4点天就开始黑,一马平川的原野上,大雪覆盖了一切,清冽冷峻,只留一车道的水泥路从白茫茫一片中穿过。

越是在这样的场景里,温暖就越带给人满足感。过去,小小的一方炕,支撑人们熬过持久的冬天,东北人称之为猫冬——猫,是一个动词。

如今,可以猫冬的地方,从自家的炕,转移到了庞大的、传说级别的洗浴中心。

国产剧《都挺好》里,苏大强气鼓鼓地离家出走到洗浴中心,唱歌按摩蒸桑拿好不快活,最后待着不愿意走了。 这在东北并不稀奇。不少东北人这样总结:搓澡在东北澡堂子是标配,“腌料”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大姨不敢用的。搓澡大姨还健谈,搓个澡工夫,要么把自家事介绍一遍,要么就是把你家里里外外都打听明白,还可能捎带手把终身大事都给你解决了。稍微大点儿的澡堂,不只有汗蒸按摩,还有游泳池、健身房、淘气堡、茶室、电影厅。最主要的是,东北澡堂是可以住宿的,条件比快捷酒店都要好。

如果说,温暖的事物,是人们抵御严寒时的灵机一动;那么方言,则是东北人与极寒天气的握手言和。

今年,沈阳市旅游局局长刘克斌在向北京青年推广沈阳的时候,用了一个顺口溜式的概括:“不是国外去不起,沈阳更有性价比”,引起了众多观众会心的笑声。

早在30多年前,我曾经看过著名相声演员杨振华给文化厅写的一个报告,题目居然是《不要国家一分钱,办个相声艺术团》。这一俏皮的提法在当年诸多字正腔圆的文件中,瞬间脱颖而出,仅仅看了题目,笑容就从心里流到了脸上。

俏皮,是东北话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天寒地冻的北国,屋外白雪飘飘,屋内其乐融融,冬天里的东北人,最重要的娱乐方式就是在热炕头上一起“扯犊子”。等到赵本山把这种东北的俏皮展现给全国,一个国家就这样被逗乐了。

20多年前,著名学者余秋雨曾在一次“本山杯二人转大赛”担任总评委时,对二人转有过学者式的评判,大概的意思是:“我一直很困惑,为什么二人转这种艺术形式,会诞生在东北?从自然地理来说,这里北风烟雪,是苦寒之地;从人文历史来讲,这里战乱频呈,多灾多难。面对连绵不断的苦难,东北人开始放低姿态,丑化自己,嘲笑自己,当苦难成了笑料,就会幻化成笑声,这是多么伟大的艺术!”

原来,东北的幽默,是被冻出来的。

方言的诞生源远流长,其中的变迁更是云谲波诡,不是我这种临时抱佛脚的假学者可以探求的。但有一点或许会成为共识,那就是,一个地区的方言,代表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吃过的苦、走过的路和爱过的人。这些都以方言的形式传承记录了下来。

在今天的东北方言中,还隐隐约约地保留着诸多满语,比如我们习惯把膝盖称作波棱盖儿,把额头称作叶脑盖,还有胳肢窝、卡巴裆……这种大开大合、爆破短促的发音,与江南地区的吴侬软语大相径庭。参照在军营中,战士们习惯把“一”称作“幺”,把“七”称作“拐”,就会明白,这片土地在金戈铁马、聚啸山林的岁月里,只有这种大声的呼吼,才能完成彼此简单的交流。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东北工业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出现了许多工业语境中的工业俚语。比如说有一种朋友叫铁子,有一种招式叫电炮,有一种出糗叫掉链子,有一种无可奈何叫没电了……它诞生于那机声隆隆、马达嗒嗒的年代,是另一种彼此顶风冒雪的呼吼和顶天立地的交流,但依然透露着一隅天地独有的豪迈,还有对生活热爱的表白。 


早市里,粗糙就这样打败了精致

文|谷丽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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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深冬时节,早市上依然摩肩接踵,寒冷并不能阻挡东北人逛早市的热情。

今年有一个4字词语,足以让全国各地的网友瞬间破防,那就是“东北早市”。

在东北,早市原本不过是“只在早上营业的普通集市”。但最近,它已悄然升级为令年轻网友无比憧憬的休闲天堂:打开短视频平台,众多博主正在逛东北早市,油炸糕和大果子(油条)齐飞;评论区里也尽是羡慕的发言,“这就买张去东北的车票,我可以天天吃到爬着出来”“请问具体地址在哪里,退休了准备去那里养老”……就连俄罗斯游客也组团来东北逛早市了。

早市哪儿都有,为啥就东北的火了呢?

兴于火车站

很难为东北早市下一个准确的定义。

有人认为,它不过是农村赶大集的日常版。但大集通常存在于村镇或市郊,东北早市却牢牢占据城市中心,仿佛是现代文明缝隙中一个神秘的结界。有南方网友去大连旅游时目睹过,酒店楼下那条平平无奇的双向6车道大马路,在早上6点变身为人挤人的早市,“我当时以为出啥大事了,心里还合计,为点儿吃的,至于吗?”

这恰恰是东北早市最吸引人的神秘所在。黄米面做的黏豆包被冻到梆梆硬,装进塑料袋里论斤称;1元钱1块的冻豆腐“席地而坐”,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自制肥皂;活蹦乱跳的小鸡和大鹅,被相中了现场宰杀;滋滋焦香的牛肉火烧,在巨大的锅里翻腾出热闹的油花……极具诱惑的小吃、五花八门的摊店,突破了人们对早市的常规想象。

对于生长在沉积着复杂历史记忆,“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国度的南方人,东北早市的吸引力还在于不可想象——东北很大,仅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面积就接近80万平方公里,可东北却在许多方面表现出这个国家罕有的、巨大地理跨度内几乎难以实现的团结和一致。

作为中国最早拥有铁路的地区,火车给近代东北带来密集且频繁的人口流动,也进一步整合了东北早市的面貌。

东北很多城市的早市位于火车站站前区域,比如哈尔滨的红军街早市,谁也不知道,它到底在此盘踞了多久。这种交通上的得天独厚,也导致某种食物在某地早市突然火起来后,会沿着铁路线,逐渐蔓延整个东北。比如一种发源自铁岭早市、在特制器皿里烤制的圆柱形蒙古族馅饼——火烧,随着铁轨一路北上,先是出现在佳木斯站前的早市,一年后,又以“站前羊汤火烧”的名义出现在了鹤岗。想必,不少早市上的食俗,都是以同样的形式传播的。

除了高度的一致性外,东北的博大同样不容忽视。因为特殊的自然禀赋,一些地方拥有更加丰盈独特的物产,这也让那里的早市变得更具特色。

大小兴安岭与长白山下各个市镇的早市,自古以来就拥有一个特殊群体——“采山人”,他们不断出入森林,将山中珍宝带给人间;在中国的东极黑龙江抚远市,体形巨大、肉质鲜美的古老生物达氏鳇,曾长期被当作贡品送入宫廷,如今在早市却被冻得像武器一样坚硬;作为东北最特别的“双临”城市丹东,满地的黄蚬子金灿灿、肥嘟嘟,甜嫩饱满,如果懒得回家煮,也有剥好的熟蚬子肉售卖。打开满满一大盒黄蚬子肉,一口塞个满嘴,绝对是最幸福的时刻之一。

短视频的馈赠

“现烙的韭菜盒子、刚出锅的酥肉、铺在地上卖的雪糕,还有每天靠抢才能买到的一口酥火烧,我都买到了!”早上8点,离开小河沿早市的南方网友“扬毛卷”满载而归。“还好我提前做了早市攻略,特意订了附近的酒店,才能把推荐名单上的小吃都尝个遍!”

拎着行李箱的游客、穿着厚棉服的本地青年、照着攻略打卡的网友……在东北早市,像“扬毛卷”一样的年轻人不在少数。《哔哩哔哩青年兴趣趋势观察》报告显示,早市相关视频投稿同比增长174%;在抖音平台上,早市话题的视频播放量达到18.6亿;小红书上也有超过12万篇的早市攻略相关笔记。不难发现,在79元的国货商战沸沸扬扬、各种“刺客”疯狂袭来的当下,逛以便宜为核心的东北早市,变身一项热门活动,成为不少年轻人City Walk中的重要一环。

有多便宜呢?一碗豆腐脑1元5、一个油炸糕1元、一块苞米面贴饼子5角、一个鸡蛋汉堡3元钱、一碗羊汤5元钱……逛早市并不是真的要买什么东西,无目的闲逛、随性漫游的过程,本身就能让紧绷的神经松弛下来,让心灵解压。短视频中的人们,以极其夸张的表情和语气,陈述着这种只在南方城市近乎荒诞时方有的真实。视频外的观众,则一面惊羡于各种近乎白给的便宜,另一面更是惊叹于摊主的爽快与性情。毕竟,在这个显然没那么赚钱的生意场中,每个人似乎表现出了太多的快乐和豁达。

仅半年时间,南方人小武就已打卡了不下10个东北早市,“在CBD里的西装革履固然精致,但穿着宽松的衣服逛早市时,才真实地觉得自己在生活”。不紧不慢地吃完早饭后,小武会在早市里闲逛一番,看着五颜六色的蔬菜被码放得整整齐齐,感觉好多焦虑都会被治愈。和小武一样爱上打卡东北早市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日常生活被“996”裹挟的他们,不仅将早市当作治愈生活的良方,还将早市文化融进了社交圈,每周一次的早市之旅也逐渐成为日常。

被治愈的不只有年轻的买方。不知接连几个雪天过后,天空终于放晴。在沈阳万泉街街口,宋青松又支起了豆包摊儿。寒风中,他正忙碌地给来往的顾客称秤。“下岗以后就开始在早市卖菜了。夏天卖瓜,冬天卖豆包。”如今的宋青松已退休多年,生活也越来越好,但他依然坚持出摊儿。“挣不了太多钱。以前是维持生计、供孩子读书。现在是为了让自己忙碌起来,保持年轻状态。”

除了精神上的富足,在哈尔滨北十二道街,早市所给予的更多是对物质生活的支撑。

每天早上4点30分,60多岁的张玉珍就带着儿子和儿媳妇在炸大果子摊儿前忙碌起来。儿子负责炸大果子,儿媳妇负责称重,张玉珍则负责卖豆浆、豆腐脑儿,三人分工明确,配合默契。30多年前,年轻的张玉珍和丈夫母占民带着儿女,从乡村来到哈尔滨。母占民有炸大果子的手艺,一家人就靠炸大果子为生。“那时候苦呀,没有钱,起先租的房子连窗户都没有,一家四口挤在不到10平方米的屋子里。开小摊儿,买不起桌椅板凳,丈夫就和儿子捡木条子钉。”聊起过往,张玉珍感慨颇多。

都说城市生活不易,但城市机会也多,更不会亏待那些勤劳、肯吃苦的人。张玉珍一家的踏实劳作,也换来了理想中的好生活。2000年,张玉珍先是自己在哈尔滨市道外区买了一套房子,儿子结婚后,她和丈夫又在附近给儿子买了婚房。“我女儿也买房子了,还是学区房。”

在外人看来,到早市出摊儿很是辛苦:炸大果子要提前一天准备好几十斤面,凌晨2点起来磨豆子,4点30分就得到早市出摊儿。可张玉珍觉得没啥,“孙子、孙女、外孙都在哈尔滨出生,我们全家也算在哈尔滨站住脚了,那点儿累算啥呀!”张玉珍高兴地说。

或许已经没必要细究——喧闹的讨价还价、摩肩接踵的热闹人群、为生活忙碌的笑脸、喇叭里循环播放的魔性吆喝、食物掀锅时的腾腾热气、美食吃进嘴里的温暖满足……这片土地上最朴素、最炽热的符号,便是东北早市火出圈的现实原因,也是东北人最可贵的精神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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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样的“早”

其实,中国很多地方都有早市。东北的早市,说到底,也脱胎自传统的山东大集。之所以有资格被拿出来特别强调,则是在于它的“早”别有深意。

细心的人会发现,无论在沈阳、哈尔滨这样的东北大都会,还是在通化、盘锦这样的普通小城,早市必然盘踞在中心地带。按理说,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必然不会让早市这种半自发式的集市成为市民日常采买渠道的主流。南方就是这样,集市多位于城乡接合部,完全不会侵入城市的核心地带。

然而在东北,则是另一番景象。产业结构相对单一的工业城市,在城市生命初期,先天就缺乏足够有活力的商贸系统。这时,早市便应运而生,迅速占据核心区域,填补了商业之寡淡,又充分调动了工商力量的积极性和人口的流动。比如在鹤岗这样的资源型城市,大多数人供职于矿务局一家单位,由于他们不得不在上班前完成采买,早市也就不得不大大早于工人的上班时间,结束于八九点。

即使长期处在下沉的氛围中,早市也始终保持着它的活力。

20世纪末,那些不得不从岗位上走下来的工人,也迅速转变成城市中新的小作坊主和工商业者,一头扎入低成本、热闹、聚集着最旺盛人气的早市。

待到新时代,一群需要被关照的人,也在这里寻得了应对失败的力量,甚至可以无数次重新开始的机会。今天卖橘子赔了,明天换售蔬菜,只要脚踏实地,就能拥有一席之地,通过自身努力也能参与社会生活。

活力与机遇,也推动着早市这一寻常的消费场所有了不寻常的迭代和升级。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推进,许多老旧早市也积极出招,脱胎换骨。比如长春有的早市经过提质改造后,泥泞的空间变得亮堂整洁,摊位被整齐划分为蔬菜、肉类等功能区。为了给居民更好的体验,市场内还增加的民俗文化元素装饰、设立了食品安全快检中心。在沈阳,有的早市经过改造后,不仅环境有了提升,还吸引了不少“手艺人”进驻:市场内有补衣服、改裤腿的档口,外围有配钥匙的小摊,不仅给生活带来更多便利,为城市留下更多富有人情味的烟火气息,还补齐了城市便民服务设施的短板,传递着社会的温度。


轻工业直播,天塌下来有嘴顶着

文|汪磊 

在辽宁佟二堡,两名女子通过直播方式推销服装。佟二堡镇是全国皮草生产、加工、销售三大基地之一。通过社交直播平台进行商品销售,在这里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为买卖双方都带来了便利。

历史的朝向

“可能是因为天冷,不愿意出屋吧。”在谈到东北主播数量众多的原因时,一位东北主播打趣道。

的确,直播在东北的兴起,和冷有必然关系。2016年被称为“中国网络直播元年”。数据显示,此前一年,东北三省的GDP增速集体加速滑落,陷入新一轮“寒冬困局”。

低迷的增长数字背后,则是稀少的工作机会。1999年的那个冬天,对于东北人来说异常寒冷。宋丹丹在小品《昨天,今天,明天》中,咧开嘴露出涂黑的门牙,笑着说:“两颗洁白的门牙,去年也光荣下岗了。”一旁的小崔打趣道,下岗这词还用在这儿了。另一边的黄宏,台词更加直接:“咱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

一片欢声笑语中,只有东北人笑不出来。因为他们中不少人是真的失去了自己的铁饭碗,下岗了。

新中国成立后,工业化战略提上国家日程。第一桶原油、第一炉钢水、第一架飞机、第一条汽车生产线,都从这里诞生。东北一度占有全国98%的重工业基地。与此同时,“三大改造”完成,公有制经济占了工业总产值90%以上,整个社会运行,都在计划经济的计划之中。

20世纪90年代末,国有企业改革之后,全国一口气多了3000万下岗职工,其中四分之一在东北。与此同时,东北的经济结构失衡,更依赖投资和制造业,对普通人的生活影响甚微。经济下滑会带来失业率,更会带来居民收入及生活水平的下降。有数据显示,2015年,东北三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辽宁省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黑龙江省和吉林省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就工资水平而言,东北城市薪酬水平也处于全国榜单的末位。

当市场没法提供更多工作岗位和更好的生活时,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自谋出路。移动直播行业恰逢此时兴起,为迷茫的人们打开了一扇窗户,这也解释了“东北老铁”为什么入行时间较早。而他们的理由则更为简单:想过得更好、没工作……甚至直白的“没钱”。

“我提一杯啊,喝不了酒没事,来给老妹儿把饮料倒上,只要感情有,喝啥都是酒。”最近,佳木斯老四又发布了新作品。视频里,豪气的二哥、心思细密的剥蒜小妹、苛刻的丈母娘轮番出场(均由他一人扮演),中国式社会气息、人情世故也随之生动再现。佳木斯老四,本名田野,生于1986年,黑龙江佳木斯人,父母都是工人,阵痛的一份子,所以他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成年后的田野,生活按部就班:出国务工、回国成为一名快递员、结婚、生子……直到直播行业兴起。那一年,儿子上了幼儿园,即便是不算昂贵的托费,也让田野一下子有了紧迫感。“因为能力有限,有紧迫感又能咋的?”

2017年的一天,下雪,气温突降。田野中午回家做了一个豆腐汤,刚吃两口,就想起韩国综艺里吃饭的画面。他立即去拿了勺,然后对着手机瞎说了两句冒充韩语,再把一整个饭勺都吞进嘴里,一段模仿视频就录好了。没承想,短短十几秒的粗糙画面,竟在当晚就为他带来了好几百个粉丝。

不断上涨的数据,仿佛为田野的紧迫感找到了缓解之地。此后,他开始变着花样地想段子,有时灵感来了,拿起快递单就开始写,后来索性辞去了工作,做起专职主播来。

还有很多人都淡忘了的罗永浩,他也是东北人。罗永浩高中辍学,成年后撞上东北下岗潮,摆地摊儿、开串儿店、倒卖药材、销售电脑配件,后来去做了英语老师。即便当时没有直播,罗永浩也凭借着超强的表演力,靠几个录音就火遍大江南北。后来兜兜转转,折腾一圈,欠了4个亿债务后,终找到了人生的真谛——直播,仅3场直播带货销售额就近2亿元。

近乎千篇一律的原因,反而催生出一个庞大的群体。早在2019年就有主播职业报告指出,北方职业主播远多于南方职业主播。主播占比最高的10个省市是黑龙江、吉林、辽宁、重庆、甘肃、广西、天津、湖南、贵州、广东。而这一位次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内便已如此,前三名由黑龙江、吉林和辽宁包揽。

随着越来越多的东北青年拿起手机,在短视频上创造出一波又一波热浪,“轻工业直播”“网红遍地走”也渐渐成为东北的新标签。

骨子里的天赋

如果说东北“轻工业直播”是历史的朝向,那么如今东北主播“攻占”互联网,则是时代的召唤。

“出了山海关,全是赵本山。”调侃一语中的:不同于南方人的温婉秀丽,东北人幽默、能说会道和表现力强,经济的苦闷、出路的惨淡……一切不尽如人意,仿佛都能在乐观幽默中迎刃而解。

2019年,“你笑起来真好看”背景音乐配甜美笑容的短视频火爆全网。刘小啦无聊时,也随手拍了一个。但不同的是,她事先在牙上沾了一片菜叶,拍摄时咧嘴一笑,这片菜叶露出来,她再赶紧尴尬地摘掉。就是这样一个她自己都没太当回事的小段子,一天后点赞就过了万。

出生于黑龙江双鸭山的刘小啦,有着典型东北人的豪放热情,能闯荡、爱唠嗑儿,自带幽默感,给人一种天然的亲切和信任感。然而无人知晓的是,镜头前幽默诙谐的刘小啦,正在遭遇一场危机。2019年,刘小啦店里的一款大衣突然火了,一时间涌来很多订单。为保障供应,刘小啦多做了一万多件备货,结果大衣的款式被别的工厂仿制了,200多万元的货压在了手上,成了巨额负债。

现实的失意并没有打倒刘小啦,她继续拍视频,用一口东北话,略带夸张地讲着自己的日常生活,取快递、做菜……都能成为幽默来源,生活的困境仿佛也正在幽默中撬开了一个出口。

事实也的确如此。在成为主播前,经历过一段独自闯荡的日子。18岁那年,为了给家里减轻负担,刘小啦在天津一家美容院当学徒。因为爱唠嗑儿且幽默,很快成为产品销售的一把好手。刚到天津3个月,她就当上了店长。“让我干活儿肯定是这儿疼那儿疼的,但要是让我动嘴皮子,那我肯定是‘五马喧天’的。所以老板就告诉我,‘你当店长吧,啥活儿不用干,只负责卖货就行。’”再到后来,无论是自己开店卖服装,还是做主播,这份骨子里的天赋都为她增色不少。

东北的幽默就是这么魔性。

“巨人给你鞠躬,是为了让身后的阳光也照在你身上。”随着冬季脚步的到来,银装素裹的雪景日益成为互联网舆论场上不容忽视的话题,“冬泳怪鸽”作为全网独树一帜的季节性网红,也再次吸引了众多“老铁”关注的目光。

“冬泳怪鸽”名叫黄春生,其实,他还有个更为人熟知的昵称“奥利给大叔”。2019年,42岁的黄春生像往常一样跃入漂着冰碴儿的河水,开启冬泳模式。爬上岸后,一时兴起的他穿着拖鞋,站在冰面上激昂幽默地喊了一段励志宣言,并拜托路人帮忙拍摄下来,发布在了快手上。谁也没有想到,以这条视频为起点,这位住在破旧的瓦房里、一年四季不穿袜子、一日三餐吃蘸酱菜、为先天智力障碍的弟弟而必须强健体魄的男人,收获了成千上万人的关注和喜爱。那句“奥利给”也从快手火爆出圈,成为无数深处逆境的人的精神支柱。

放眼全国,似乎只有东北才有这种能力。正如小品编剧何庆魁所说:“东北是一个盛产幽默的土地,它是地理位置造成的。南方广东那边,你想让他幽默,他忙,种了好几个季节庄稼。东北就一季庄稼,一年他得闲8个月,大家都是那种老婆孩子热炕头比较乐和的日子,所以天长地久形成一种幽默的风气,到哪个村子都有张嘴就非常幽默的人,每村都有每村的笑星。”

东北的喜剧演员土豆也说过类似的话。苦寒的天气,人们有半年不在户外干活儿,聚在室内“猫冬”,只能社交,社交就要比谁会说,谁更能逗得全屋人笑。

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东北孩子,带着幽默基因从东北走出去四散各地,有的人变成了李雪琴,有的人则成了身边最普通的同事。就连铁岭高速路上“大城市欢迎你”的广告牌,也使东北人的诙谐和自嘲不言自明。

借着地域的风,东北在全国人民面前立住了幽默的招牌。如果说早期东北“老铁”攻占抖音快手,是迫于现实考量的无奈之举。那如今,短视频东北化,更多则是经济下行压力增大时的主动选择。毕竟,最需要笑声的时代需要东北,亦如70多年前那个火红岁月中的渴望。

而这种天时地利人和,也让东北变成了全新的文化景观:粗粝、拉得人皮肤生疼的黑土地,成为真实可触碰的人间烟火。 


有故事的地方不沦落

文|曾于里

改编自梁晓声同名小说的电视剧《人世间》,描绘了居住在东北的工人子弟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生活变迁。

中国很难找出另外一个区域,像东北那样有着如此鲜明的人文特色,也有着如此传奇的发展历程。这片土地一直是盛产故事的沃土,而喜剧、犯罪悬疑、年代纪实,这3种不同的文艺类型恰好聚焦了东北的不同面相,为世人形塑了一个更为丰富立体的东北印象,让这片热土上的人与故事值得更多真诚的讲述。

身份上的自信

很多人对东北的第一印象是喜剧。一方面,以东北为背景的各种形式的喜剧创作实在太多了。另一方面,很多优秀喜剧人的籍贯是东北。再放眼这几年国产综艺一些火爆的喜剧形式,从脱口秀到素描喜剧,东北籍表演者群星闪耀。难怪有人说,少了东北人,中国喜剧丢掉的可不止半壁江山。

东北更容易出喜剧,有地域的因素。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东北地区平原广阔、地广人稀、气候寒冷,闲暇时刻,人们更喜欢窝在室内、坐在炕上大碗喝酒、大口吃肉。说笑谈天是最节省成本的娱乐方式,很多人都能自来熟地侃侃而谈,狭小的场院炕梢自有一方天地。比如在东北有300余年历史的“二人转”的蓬勃发展,与东北人“螺蛳壳里做道场”的自娱自乐能耐,以及苦中作乐精神是分不开的。

东北更容易出喜剧,也因为天然的语言优势。东北方言有丰富的副词和各种各样的语气助词,赋予干巴巴的语言丰富的语调、神情、动作,让语言自带某种戏剧性,生活气息非常浓厚。东北方言里还有大量的俚语俗语、民间谚语、顺口溜,极大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让语言更鲜活生动。东北方言属于北方方言,与普通话相当接近,全国其他地区的观众对东北话几乎不存在什么接受门槛。因此,东北话既可以保留方言所独具的生活气息与原始美感,也不妨碍它的对外推广。

当然,东北也有着根基深厚、发展稳健的喜剧创作传统。二人转更多流传于东北民间,小品将东北的喜剧形象传递给全国观众,影视领域绵延不绝的东北喜剧,则进一步确立了东北“平民喜剧”不可撼动的地位。主人公皆为东北平民——他们或是地道的农民,或是失落的普通人,故事里演绎的是平民生活里的酸甜苦辣、家长里短,看似鸡零狗碎,却地道、真实而接地气,多少可以抚慰疲惫的、原子化的现代人的心灵——孤独的你可以在作品中感受温暖闹腾的生活烟火气。

此外,东北的喜剧传统,还与新中国成立后它所拥有的“共和国长子”身份有关。新中国成立之初,苏联援华的156个项目有三分之一落户东北,东北地区迅速成为国家重工业基地。在国家工业化战略下,资金、资源、人才、各种重大的工业项目都往东北汇聚,东北经济高速增长。

彼时的东北人,确有身份上的自信——东北很多城市是“以厂为市”,国有企业实行“厂办社会”,一个大型厂区基本就是一个小型的社会,家属楼、厂办医院、厂办学校、企业俱乐部等机构一应俱全。东北工人家庭几乎是从出生到死亡都由工厂兜底,工人的集体使命感、荣誉感很强,生活幸福感很高,东北人有乐和的条件和底气。

被击中的情绪

只是,时代的转折常常让人猝不及防。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南方城市经济发展速度飞快,经济效益不断提高。与之相对,东北仍停留在计划经济粗放的生产模式中,企业生产效率低下、技术附加值低、产品竞争力差、经营陷入困难、社会保障体系不堪重负,到了不得不改革的时候。

伴随着国有企业轰轰烈烈的改革,下岗潮来袭。数据显示,从1997年到2002年,国有单位职工减少了3000多万人;其中,“老大哥”遭遇的冲击是最强烈的——那几年间,每年有上百万名工人下岗,下岗潮影响了成千上万的东北家庭。他们的生活也在遽然之间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产生了非常强烈的落差。

1999年的春晚舞台上,黄宏在小品《打气儿》中喊出的“咱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把东北人下岗的辛酸痛苦化作笑点。但对于正在经历此时此刻的东北人来说,生活可能会让人笑不出来。纪录片《铁西区》让我们看见了国家在跑步前进时,“那些被撞倒的人”;东北籍导演张猛相继在电影《耳朵大有福》和《钢的琴》中,记录了艰难寻找新身份认同的下岗工人的踉跄身影。

下岗潮影响的不仅仅是工人,也包括他们的子女。当这群经历过父辈下岗潮的孩子长大后,就把父辈的经历化作文艺创作中的“失败者叙事”。比如“东北文艺复兴三杰”双雪涛、班宇、郑执,这三位80后作家,儿时感受过东北重工业基地的辉煌与荣光,青少年时期目睹父辈经历的下岗潮和命运的遽然下坠,见证和亲历东北从辉煌到阵痛的过程。这成了他们难以抹去的创伤体验,他们在作品里反复叙写东北的低沉与悲戚。

双雪涛曾如此讨论他创作的出发点之一:“东北人下岗时,东北三省上百万人下岗,且都是青壮劳动力,是很可怕的。”文艺作品保留了这段历史,虽然这些作品不一定是短兵相接地记录下这一切,但通过一个又一个“失败者叙事”,它们诉说着相似的时代哀愁。

当下很多犯罪悬疑作品以东北为背景,故事本身与下岗潮或无直接关联,但它分享的是下岗潮裹挟的时代情绪——失败。罪恶都发生在东北冰天雪地之时,阴暗的天空、苍茫的雪原、落魄的工业基地、萧瑟的氛围、挑战人体极限的寒冷,视觉上就给人以心理上的压迫。拥有失败人生的凶手,以极端的暴力行径宣泄人性的丑陋;代表正义力量的一方以颓唐小人物的形态出现,他们本有自己的人生困境,在与凶手的斗争中艰难守护正义的天平,同时得一再承受徒劳无功的挫败与命悬一线的考验——生理上的煎熬与心理上的迷惘相互交织,哪怕最后真相大白,内心也难言潇洒。

这让那些犯罪悬疑作品具备双重的审美特征。在表层上,东北背景的犯罪悬疑作品有着更为生猛的特征,一定程度上放大了东北人“勇猛彪悍、尚勇好斗”的刻板印象,一些暴力场景令人胆寒。另一方面,它经由凶手的狠戾狡猾、案件的曲折艰难,来反衬一个个被害者的无辜与不幸,反衬坚持调查案件的主人公的无力与孤绝,释放出某种失败、惨胜的情绪。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当发展降速,一些人或自认为是失败者,或正遭遇失败情绪的侵袭,他们经由“失败者叙事”浇心中之块垒,却仍像小说《平原上的摩西》的结尾那样保留救赎的希望。

火一样爱着

喜剧和犯罪悬疑以外,近几年来,以东北为背景的年代纪实创作呈现火热状态。新中国成立以来,只有东北经历了如此急剧的起伏。当一部年代纪实作品以东北为背景,它能够负荷更多的历史容量,承载更厚重的人生思索与表达。

梁晓声的《人世间》,以线性时间顺序,讲述东北几户普通人家跨越几十年时间的跌宕起伏、悲欢离合。故事里,一家人闹哄哄地生活,不乏让人啼笑皆非的冲突,具备一定的喜剧色彩;同时,作品跨越漫长的时空,也很难规避那些对小人物带来冲击的时代剧变,主人公的人生中会有失败失意的阶段。

但喜剧的逗乐,或者失败情绪的渲染,都不是年代纪实的重点。年代纪实的重点在于“时间与人”,或者说,是人对时间的不屈、人对时间的一种战胜。从常识来看,人是无法战胜时间的,毕竟时间无穷无尽,人的生命却很有限,人也很难抵挡得了突如其来的时代洪流;可就一个人遭遇挫败和痛苦的此时此刻来看,人又是可以战胜时间的,因为人可以熬过此时此刻——无论它多么令人难堪和绝望,熬过去,时过境迁,此时此刻只不过是漫长年代里的一个节点。

这样的年代纪实作品,横跨几十年的岁月,不避讳呈现下岗潮下那些“失败者”的人生。但它要传递给观众的是小人物走过风风雨雨人世间的坚韧和不屈。上一代人经历过痛苦,也在身心留下累累伤痕,他们要将这痛苦与伤痕,化作下一代人乃至下几代人顽强生长的养料。无论是《人世间》周秉昆的“觉得苦吗?自己嚼嚼咽了”,还是同名电视剧主题曲里吟唱的“命运的站台/悲欢离合/都是刹那,人像雪花一样/飞很高/又融化”,传递的都是人世间绝望中的希望、渺小中的伟大。

当东北逐渐被刻板印象湮没,当地域性的标签、时代性的符号逐渐压过对具体的生活与具体的人的关照,这类年代纪实的出现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我们能够在其中看到更多普通东北人的身影和他们具体的生活——不仅是逗趣的喜剧人、无措的身份迷失者、好斗的狠人,还有时代洪流与生活重压下的自立自强、善良正直、乐观坦荡的普通人,他们“火一样爱着”,才成就了这人世间的值得。

这并不是说,只有年代纪实才是好的类型,而是说,类型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能否穿越类型的局限、克制标签的诱惑,去聚焦生活与人。

不必讳言,东北至今仍处于“失落”状态中,仍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毕竟,东北曾是“共和国长子”,有过辉煌的阶段,以至于今天的失落就显得更为刺眼。但这更是历史给予东北的际遇。事实上,无论是“共和国长子”时期向全国的“输血”,还是今日作为全国的粮仓供养着国人,东北始终努力地承担着它的责任。

时至今日,东北这片土地上仍然有将近一亿的人口。这里还有无数像周秉昆、商全亮、魏平安那样看起来失败,却仍然在人世间正直活着的东北人,更有很多热爱它、依恋它、离不开它的人。然而,一些人被东北的刻板标签所吸引,而忽略这一亿东北人当下的状态与生活——这片土地为什么仍值得留恋?如果说“振兴东北”是为了让这群勤恳善良的人更有尊严地生活,那么文艺评论界一再提到的“东北文艺复兴”,是对这一亿普通东北人标签之下具体生活的最好关照。  


理解中国现代化,东北是一种方法

文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徐前进 

在当下中国,东北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思想之地,因为这里具有超前的现代化时间性:它曾率先开始了繁华,又率先迈入进步的曲折,未来可能会再次率先重启繁华。然而,这也是一种承受着不公正评判的时间性,因为当下的衰落虽不是最终的结果,却让近10年来的东北成为一片被误解的土地。

事实上,我们在多大程度上理解东北,就能在多大程度上真正理解现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多元、多歧与曲折。

温暖和理性

2006年,我有过一次东北边陲之行。一辆大型客车在我所在城市的道路上走走停停,然后进入高速公路,在东北平原上飞驰,又在山林道路上多次转圜,7个小时后抵达敦化汽车站。暮色将至,我在一家旅店住下。老板50多岁,得知我是来这里寻亲的,距离感旋即消散,取而代之的是陌生人之间的温暖。在这种温暖中,她讲述了很多山东人来这里谋生的艰难往事。

早上5点,我起床赶路,在汽车站坐上一辆小型客车,很快到达贤儒镇。下车后,周围人很少,我只能沿着一条路向前走。这时一个老人与我迎面而来,他的口音里有一些山东话:“这里姓徐的很多,你说的那种情况,估计得往南走……我家就在前面,你先跟我到家里吃顿饭吧,找不到就住下,明天再找。”在那个至今还清晰的笑容里,我与他道别,或者说是永别,因为我们以后再也没有相见。

我一路向南走,路边是冰雪融化的农田,一望无边。我坐在路边休息,一辆拖拉机从远处开过来。我举起右手,驾驶员得知我的目的后,他说自己的故乡在河北,“但我大概知道你的亲戚在哪里,上车”。我坐在拖拉机后轮上方的挡泥板上,一种人与人之间来自远古时代的文化认同感立刻出现在这个微小的移动空间里。“那里有几个村子,八九不离十……我出来下地,不干活儿了,帮你找。”

拖拉机在弯弯曲曲的土路上行驶。我扶着铁质的驾驶座背,身体摇摇晃晃。他不停地跟我说话,面容近在咫尺,清晰可见,黝黑的皮肤,杂乱的胡子。这是悠远的人性所创造的偶然交往方式。在这个时刻,在这个地方,他不知道我会出现,当我拦下他的拖拉机,他立刻决定成为这种古老交往的实践者。经过一个村子时,我们遇到一个扛着锄头的人。他停车打听,重新规划路线,然后带我转向另一个村子……在第三个小村子,我们就此告别。

在这条路的中段,一个经营商店的人站在门前,看着我一路走过来。那种目光很奇特,我们是陌生的,但相互之间又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期待。他主动问我从哪里来,又主动用手指着30米之外的房子,说我要找的人住在那个院子里,让他的孩子带我过去。就这样,我找到了失散已久的亲人。

10年后,我坐上了开往敦化的高速列车,两个小时后在敦化火车站下车,之后乘坐公共汽车到达了贤儒镇。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两个城市之间的时间距离不断缩短,甚至缩短为城市内部公交车的通行时间状态。但这个小镇子并没有很多改变,这里人的精神状态看起来也没有什么改变,眼神中依旧散射着通向远古的清澈与坦诚。

一辆拖拉机驶过来,烟囱冒着黑色的烟,后面拖着一个兜子。我挥手示意停车,司机得知我的目的后,说:“上车上车,去哪里都行,哈哈哈。”这不是10年前那辆拖拉机,我仍旧坐在后轮上的那个位置。司机从烟盒里抽出一根烟,衔在嘴里,在点燃打火机的时刻,他想起还有一个人,“来来来,你也来一根,忘了,哈哈哈……我有8垧地,每年开春就得忙一阵,明年地更多,我弟弟去省城了,他的地让我种……种地是很难发财的,但自由自在。”他的右脚踩在油门踏板上,柴油发动机稳定地提供着动力。

那个小村子原来有30多户人家,现在只剩下了20多户。这是一群现代化进程里的边缘人,也是一群处在现代化边缘仍旧快乐的人。他们的心里保留着来自古典时代的品质,对于静止的生活有充分的信任,对于外界的变化也有足够的适应力。即使外部环境异常艰难,他们还有无与伦比的忍耐力,然后在忍耐中等待着希望。他们不懂现代理论和后现代理论,也不懂人工智能与后人类社会,但在当下这个具体的空间里,他们日复一日地实践着自己的理想。

在现代功利主义的视野中,这种理想可能会被看作是一种被动的、没有意识的追求。但在人性的原始意义上,这种理想最长久、最坚韧,引导他们度过了无数次艰难的时刻。他们在个体意义上往往是微不足道的,没有征服的力量。但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的言行中有淳朴的本性。这种本性常常以隐秘的方式,一次次化解宏观历史趋势中的危机。

抗日战争期间,很多日本开拓团的农民来到敦化,开山种地,生产木材,为侵略提供物资给养。日本战败后,很多开拓团农民被抛弃在这里。当地人不仅没有进行残酷报复,相反,还用一种源自远古时代的善意覆盖了殖民主义之恶。他们可能并不清楚殖民主义的理论内涵,而是用最朴素的人道主义去对待一个又一个被抛弃的孩子、女人和老人。

小林荣一的父母是开拓团的农民。太平洋战争开始后,他的父亲应征入伍,一去不返。很快,他的母亲得了重病,不得不将他托付给孩子的舅妈。几个月后,由于家境困难,舅妈又将他送人。之后,小林荣一经常在铁路线捡煤块儿维持生计。铁路工人知道他是日本人,仍然给他吃的,有时也会给他一些煤。

1978年,中日签署和平友好条约。自1981年开始,两国政府分批组织日本战争遗孤回国寻亲。小林荣一借此机会与父亲团聚,还找到了一份工作,生活逐渐安定下来。之后,他两次回敦化,每次朋友们都送给他大参烟。他带着这些烟回日本办理各种事务,都十分顺利。因为那些人都在中国待过,对这些东西有一种特殊的回忆。

在宏大、复杂的历史背景中,大参烟不仅仅是人们对于一种物质的回忆,还意味着中国文明对于殖民主义之恶的宽容。这种宽容是西方现代政治理论所无法解释的,只因他们不知,自远古时代以来,一个生命关怀高于政治理论的风俗就已存在,这是中国文明连续的基础,也是一种深奥的历史理性。

暂停与圆满

1958年,一个拖拉机厂在长春的东北部建成,并很快成长为中国最大的轮式拖拉机生产基地。此后的半个世纪,这个工厂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稳定的动力。与此同时,这个由制造而淬炼的空间,也变成了一个机械现代化的符号。钢铁、玻璃、橡胶、煤炭……以期待性的状态进入这个空间,经过一个预设的动作系列,最后以健全机器的状态离开。

在现代中国历史上,经济的崛起与东北工业化的贡献密切相关,且在现实意义上,南方经济也受益于东北的努力和才华:煤炭从地下转运到地上,经过火车抵达各地的锅炉房,铁矿石被炼成钢铁,钢铁变成轮毂、武器、发动机或耕作的犁……变形的物质放大了人的力量,也打开了现代中国想象的边界。

深受改变的,不只有钢铁的形状和功能,还有一个时代的话语和行为。一夜睡眠之后,人们离开住宿区,经过一个个工业风格的标语,在高大的厂房之间穿行,根据个体知识类别进入其中之一,如锻造车间、涂装车间或职工食堂、医院,也进入了现代分工制度。这是个体生命符号化的过程。在日常生活中,这种符号化会为人们赋予集体生产的荣耀感,甚至让未来提前显示的能力:人们在这里安家立业,他们的孩子在这里出生成长,生产技术所主导的家庭知识类型也在这里出现、完成、不断丰富。人们的日常生活持续地被工厂节奏、技术理性控制着,改变着。

物质生产主导的人生,还赋予这片土地上的个体与生俱来的工业化视野。锅炉工人并不关心附近有没有盛开的花或其他美景,只在意煤是否够用、煤堆与锅炉之间的距离、锅炉运行是否正常、工作结束后有没有足够的热水洗澡。下班后,相比于去文艺厅看芭蕾舞剧,他们更愿意侃侃大山或蒙头大睡。电焊工人、安装工人、检测工人同样如此,他们在工业机制中出生、成长、工作,也在工业机制中衰老。

直到2006年,拖拉机厂破产,4个由红砖、钢筋撑起的生产空间,成为机械工业时代的遗产。工人全部下岗,然后怀抱着柴油机时代的知识体系,进入电气时代的就业市场。那个能制造想象和集体认同的话语空间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惋惜、迷惑,甚至愤怒。

然而,曾经无限蔓延的工业乐观主义精神并没有消失不见。相反,它内化为一种力量强大的本性,常常以隐秘的方式一次次化解宏观历史中的危机。

在老工业区里,我遇到了一位老人。他坐在拖拉机厂住宿区的街边,看着周围的老旧建筑。他向我讲述了自己的经历:曾经在拖拉机厂工作,国企改革后下岗待业。他卖过水果、衣服……为了活下去,什么赚钱干什么。现在年近古稀,无法劳动,最终变成一个工业时代的象征。

他的象征意义有充足的历史内涵,是高档写字楼里的年轻人所无法比拟的。对于没有经过衰落的繁华而言,衰落是想象未来的导师。因为进步不是无限的,或早或晚,在某个时刻,一个人或一个地区会由盛转衰,这个过程是缓慢的、隐秘的,最终的结果却是明晰的。这种状态会引发一种压迫性的负面心理,但承受这种心理的人却是无辜的。

在中国经济重心转向南方的时代,这个观点会被质疑。在流动的现代社会中,人的地域意识会衰减,经济状况更多地决定着人的地域归属感。一个人在陌生的地方生活,这里不是他的家乡,但经济状况良好,他会对这里产生一种地域性的归属感。相反,由于经济状况不具备充分的竞争力,东北受到了很多误解,在这里出生、成长和工作的人对此无法反驳。他们在误解中南下,怀着对于家乡的情感,甚至也可能怀着对于东北文化的疑惑。

然而矛盾的是,20世纪中后期,当东北经济快速进步,并在重工业领域支撑中国现代化的时刻,为什么没有人质疑东北文化?在东北进步缓慢的时刻,却有人将问题归咎于文化状态?这是一个没有启示性的经济决定论,以不公正的方式增加了一群人的心理负担。

由此可见,当下东北的经济状况是历史趋势使然。在表象意义上,这是一个动作或一种趋势的暂停,实际上却是思想意义的圆满。确切地说,是当下对于过去的判断,也是当下对于未来的启示。因为表象的静止、缓慢或衰落往往有通向未来的内涵,其中既包括批判的意图,也隐藏着启示的力量。

这个启示的过程可能并不是温暖的,有时候或对于有些人来说是压迫性的。但值得庆幸的是,在这个艰难时刻,一个时间与心理的转换机制出现了:未来,作为一个预期中的时间状态,出人意料地来到了当下;在这个提前出现的未来的注视下,当下这个时刻所具有的历史性会完全释放。

所以,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全面振兴中的东北已经变成了一种方法,一种以具体和直接的方式理解中国现代化的方法。南方经济发展越快,东北振兴作为方法的意义也就越重要,对于这种方法的阐释也就越迫切。这是一种思考衰落、接纳衰落,并将衰落看作是历史性的深奥,然后从中寻找希望的方法——显然,在中国城市文明从生产主导的实用主义模式转向工业审美模式的过程中,这一关于“社会学的想象力”呼声,已得到来自东北的响亮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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