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工人报刊社
 

照相馆里慰平生

                                    一

我高中毕业那年,正赶上瓦城市开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我本来也想报名来着,可父亲在我未毕业前就和我说:“你姐罗素已经响应号召了,你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去,况且你母亲的身体又不好。”

想到母亲患有哮喘,确实需要有人在身边照顾,我便没在毕业典礼上报名。父亲听说后,很是欣慰:“罗薇这孩子懂事了。要是你也走了,我和你妈可咋办?”“有什么办不了的?我们班长马军和他弟弟马平,不就同时报名了吗?”我反驳道。因为我虽遂了父亲的意愿,但内心还是很不满的。“再说我已经高中毕业了,不能总待在家里吃闲饭吧。我要出去工作!”“你工作的事儿我早就和劳动局打过招呼了,负责分配的人说现在僧多粥少,等什么时候有指标了就让你上班。”

父亲是瓦城市武装部的常务副部长,按级别,他想为我找个工作应该不费事。可偏偏父亲特别反感走后门,所以我只能在家中留守,耐心地等待分配指标。

大概待业了半年多,我终于等来了上班的机会。通知我上班这天父亲满脸放光,他说:“咱家罗薇就是有福气,竟被分配到了红旗照相馆。”我也高兴得直跳脚,因为在照相馆工作既干净又体面。

上班第一天,馆长是一位40多岁的中年人,他微笑着把照相馆里的人员一一做了介绍,有负责收款的周阿姨、摄像师傅孙少平,还有负责洗印照片的马江河。随后,馆长让我和孙少平学习照相。

孙少平是个高大帅气的年轻人,他脸上总是浮现着温暖平和的微笑。他是从部队转业到红旗照相馆的,听说在部队时还立过二等功,但也落下了残疾。至于他哪里落下残疾,我还真没看出来。

学照相是很愉快的。孙少平总是不厌其烦地教我各种摄影知识,偶尔还让我进行实际操作。“你照相技术这么好,为什么不留在部队?”我好奇地问。“我在部队就是搞摄影的。有一次,我为抢险救灾的官兵照相,不小心从4米的高坡上跌了下来,折了腿,出院后就转业到了红旗照相馆。”“也看不出你腿落下了什么残疾。”“你看得还是不仔细,我一走起路来左腿就有些瘸,只是不太明显。”

我和孙少平学了一段摄影,就能够独立操作了。为此,馆长安排让我为他拍了一张工作照。我给馆长拍照时十分慌乱,孙少平笑着站在我身旁鼓励,“你就大胆地照吧!只要光圈和光线合适,就一定能照好!”

别说,还真是。照片洗出来后,馆长十分满意,孙少平也夸我照得好。他说不管是光圈还是角度,我都运用得恰到好处。“所有的成绩都应该归属于你,因为光圈和角度都是你为我设计好的,我只是按了一下快门。”馆长接过话茬儿,说:“小罗你也不要太谦虚,孙师傅这些年为我拍了很多照片,哪一张都没有你今天拍的好!”“馆长您可要实事求是,要没有孙师傅手把手教我,别说给您拍照片,就连这台照相机是做什么的我都不知道。”“青出于蓝更胜于蓝,我相信你只要继续努力,一定会超过孙师傅。”

孙少平听馆长这样说,一点儿也不生气,还开心地对我说,我在摄影方面的造诣确实要比他好得多,他最初学摄影时笨得很,浪费了很多胶片,都没有拍出令人满意的照片。馆长也趁机说:“小罗,你以后就负责照相馆的主要照相业务。为了增加照相馆的经济收入,以后逢集,孙师傅就可以到各乡镇去承揽照相业务了。”

不知因为什么,我一听要让孙少平下乡就急了:“要是下乡还是我去下吧!我现在很多照片还都照不好呢,比如结婚照和翻拍照片,我都应付不了。”“虽然我对摄影是门外汉,但你既然可以照出这么好的工作照,别的也不会差到哪里去,一切艺术都是相近相通的。”馆长撂下这么一句非常有哲理的话,头也不回地走了。

孙少平真的背上一台海鸥双镜头相机,骑着自行车去各乡镇照相了。孙少平本是一个皮肤白皙的人,经过一段时间的风吹雨打,变得又黑又瘦,但整个人却显得更加精神了。望着又黑又瘦的孙少平,我有些不好受,说:“师傅,还是我去下乡吧。我在照相馆的这一段,照废了好多张照片。”“出现废片是正常的,就算现在,我也很难保证不出废片。”“孙师傅我求你了,你就让我下乡去锻炼锻炼吧。”“你一个细皮嫩肉的大姑娘,下去做什么?况且你只学会了室内照相,去室外,你暂时还应付不了。”

其实室外照相孙少平早就教会了我,他之所以不愿意让我下乡,是怕我吃不了下乡的那份苦。

一天,馆长陪同商业局秦局长来拍照。我为秦局长拍完照后,秦局长却没走。他对馆长说:“想不到你一个小小的照相馆,还藏着这样一个天仙般的美人儿。”“您要是爱才,就将小罗调到局里去吧。小罗的文采也好,她平日还喜欢写诗呢。”秦局长一听,立刻高兴地笑着说:“你真舍得放走小罗?要是这样,我可真把小罗调到局里去了。”馆长好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马上补充道:“您把小罗调到局里,小罗父亲一定会感谢您的。”“她父亲是做什么的?”“您还不知道呀,小罗的父亲就是刚刚提拔的县武装部部长罗宾。”秦局长一听我父亲是罗宾,立刻颇为遗憾地说:“原来小罗的父亲是罗部长呀,怪不得小罗这么有素质呢!既然是罗部长的女儿,在商业局还真是低就了,以后肯定会有更好的单位等待着你呢……”

那天下午,馆长随秦局长去市里参加业务培训回来后,就让孙少平为我拍了很多张特写。我不明白为什么,便问馆长为什么要为我拍特写。馆长则说,他们这次去参加业务培训,参观了很多收入不错的照相馆,这些照相馆的橱窗里无一例外,都摆放着女明星和本地美女的照片。“当时我就想,我们照相馆的罗薇也不比女明星差呀。所以我就想将你的照片放大,再上上色,挂到橱窗里,保证会轰动整个瓦城市。到那时咱照相馆的业务会成倍地往上翻,孙少平再也不用去下乡了。”

最初我是不同意将照片放在橱窗里的,但听馆长说,以后照相业务增加了,孙少平就可以不用再去下乡,就爽快地答应了。

几天后,我的3幅不同姿势的彩色照片被放进橱窗,立马引起轰动。说实话,我长得不丑,一双黑又大的眼睛、一张小嘴和一个坚挺的小鼻子,再加上白皙的皮肤,虽然不是大美之相,但不管走到哪里,都会吸引不少目光追随,这些目光有男人的,也有女人的。

还真如馆长所料,瓦城里的年轻男女纷纷来照相馆拍照,一时间,照相业务应接不暇。照相馆业务量翻了好几倍,月底光奖金就多发了好几十元。要知道,在20世纪70年代末,好几十元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随着照相业务量的增加,瓦城内一些自以为是的男人也经常到照相馆来,他们说是来照相,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第一个请我吃饭的人,是驻军刘司令员的儿子刘峰。刘峰是个很帅气的男人,他总是开着一辆军用吉普到照相馆来。他的目的很直接,一进门就点名说来找我。馆长对他很反感,但迫于他爸是司令员,又装得很欢迎他似的说:“刘参谋这一段忙吗?”刘峰此时已经是副营级参谋了。他笑着说:“上班时间还是挺忙的。”

刚开始,我对刘峰的印象还不坏,光是他长得高大帅气,主要是他才25岁就成为副营级军官了。当然,他之所以进步这么快,和他父亲有直接关系。最初,刘峰邀请我去吃饭,我没有答应;他邀请我坐车去外面兜风,我也没有答应他。我认为一个本分的女人是不应该太随便的,但没想到他是一个特别执着的人,每天下班后都来找我,我不理睬他,他就坐在照相馆的一个角落里发愣,一直坐到我们下班才会走。

有一天我刚上班,负责收款的周阿姨就笑着来找我。她先夸赞了一通我长得如何好看,后又问我对刘峰的印象如何。

“没什么印象,刘峰那样的人家,怎么会看得上我?”

“你们家比刘峰家差什么?你爸可是县常委,比刘峰他爸的级别也低不了多少!不行你就先和刘峰接触接触,算你给周阿姨一个薄面。”

我是个脸皮薄的人,听周阿姨如是说,就勉强同意和刘峰先接触接触。周阿姨一听有戏,屁颠屁颠地走了。

于是,我第一次坐上了刘峰的军用吉普车,我们在瓦城东边的清水河边驰骋。兜了一会儿风后,刘峰又带我去了一个叫清风居的饭店,还点了满满一桌子菜。“只有咱俩,为啥点这么多菜?太浪费了。”刘峰笑着回:“请美女吃饭,要拿出点儿诚意来,否则美女该说我小气了。”“你瞎讲什么?我可不是什么美女,在瓦城,比我漂亮的女人多的是。况且这可不是浪费的理由。”“瓦城也许有长得端庄秀丽的女人,但她们缺少清纯和儒雅,当然还有家世……”

我虽然同意和刘峰接触,但总感觉怪怪的,无论说话还是处世,我和他之间好像离得很近,又隔着很远。最主要的是,每次和刘峰在一起时,我脑子里晃来晃去的,都是孙少平的身影。孙少平的身影好似已在那里生根发芽,赶都赶不走。

那段时间,孙少平见到我总是露出一缕宁静的微笑,照相馆里的其他人都问我和刘峰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只有孙少平很少问,他就像什么都不知道似的。他的这种宁静刺痛了我。

刘峰和我接触了几次后,一天,他把我带进了一个单元楼。那是一套装修非常豪华的三室一厅。我刚一坐到沙发上,他就迫不及待地来握我的手。我急忙抽出手说:“你不要这样,我们坐下来聊会儿天不行吗?”“聊什么天呀,你早晚是我的人。”随后便对我动手动脚。我一看他这样,心脏似乎就要跳出来,急忙拉开门跑走了。他没有追我,只是在后边喊了我几声。

后来刘峰去照相馆找过我几次,我都没有见他,因为我知道他和我不是一路人。他看我不理他,也就慢慢地放弃了。再后来,又有一些男人追求过我,但不管是哪一个,我都会在第一时间想起孙少平。我觉得我最爱的人应该是孙少平。于是在一个飘着细雨的傍晚,我约了孙少平去外边散步。也就是在这一天,我向孙少平求婚了。但孙少平没有答应我,他说他配不上我,他说自己是个瘸子。

“你不瘸,你很英俊。”

孙少平听我这样说,眼圈忽然就红了,然后低着头跑走了。望着孙少平渐行渐远的背影,我也流下了眼泪。我知道孙少平是深爱我的,但他不敢向我表白。

那一年中秋节,我和孙少平在他家的小平房里举办了婚礼。婚礼非常简单,只有照相馆的几个同事来为我们祝贺。那一天馆长还喝高了,他说做梦也想不到我会嫁给孙少平。周阿姨也一个劲儿地为我感到惋惜。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很多装潢豪华的影楼横空出世。这些影楼不但有各式各样的漂亮婚纱,更有五光十色的各种背景,导致已经没有人再来红旗照相馆拍婚纱照了,只有少数人来拍工作照和驾驶证照片。此时的照相馆,收入呈断崖式下滑,每个人只能领一半工资,再后来连一半工资也保障不了了。孙少平为此十分郁闷,他开始抽烟,一根接着一根。我劝他不要吸烟,他却低头不语,我知道他内心的悲伤,但我又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去安慰他。

时间在相纸上慢慢流淌,照相馆的人退休的退休,调走的调走,最后只剩下我和孙少平两个人了。来照相的人也越来越少,但不管有没有人来,我和孙少平仍然每天按时上下班。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有一个好姐妹请我去帮她卖服装。我没有答应她,我想即使没有一个人来照相,我也要守着孙少平,因为摄影是孙少平生命中最后守望的底线。也许是老天对我们的眷顾,新时期的瓦城办了一所摄影学校,孙少平被聘为授课教师。他的工资虽然不高,但维持温饱还是绰绰有余的。

这样又过了一些年,我的父母和孙少平的双亲都相继去世了,孙少平也积劳成疾,患上了肝硬化,已经到了晚期。我知道肝硬化和癌症一样,是不治之症,但我不想告诉孙少平,只告诉他患上了肝炎。他好像什么都不知道,又好像什么都知道似的,反过来安慰我,说自己会很快好起来的。这时,我们的儿子已大学毕业。儿子没有参加工作,而是把我们工作的红旗照相馆买了下来,说他也要开一家照相馆,且照相馆的名字仍然采用红旗照相馆,因为他在大学里读的就是摄影专业。听儿子说要开照相馆,孙少平高兴得满脸放光,但很快他便去世了。不过孙少平走得很安详,因为红旗照相馆还在,儿子的照相业务也非常忙碌,还有,他是瓦城唯一学习过专业摄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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