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工人报刊社
 

职工与企业,平衡再平衡

作者:文|康晓潺来源:当代工人

本期面对•辽宁省抚顺市总工会修改《抚顺市职工劳动权益保障条例》

无论是原有的《抚顺市职工劳动权益保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还是《条例》于2023年的再一次修改,都可以归结为地方层面劳动关系立法,是劳动关系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保障劳动关系稳定与和谐的重要保障措施之一。

作为地方性法规,《条例》的存在和修改体现了地方政府对劳动者权益保护的重视,以及在新经济形态下对传统劳动法律框架的适应和更新。抚顺市总工会对《条例》的修改不仅是对一项地方性法规的更新,更是对现代劳动法律适应性和人文关怀理念的实践。此次修改不仅解决了当下的具体问题,也为未来法律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抚顺市清原县总工会到建筑企业开展“尊法守法携手筑梦”服务农民工法律宣传。

“跟得上”的法规

2020年7月,在沈阳市工作的外卖员小刘在送单途中因意外事故受伤,被医院诊断为右腿膝盖粉碎性骨折,经鉴定构成十级伤残。但在追究工伤保险责任时,却被外卖平台告知,他们仅是把配送信息推送给骑手,是单纯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与外卖小哥无任何劳动关系,因此拒绝赔付。

“由于缺少明确的劳动关系,在发生意外时赔付主体并不明晰,劳动权益保障也相对薄弱。”辽宁省抚顺市总工会四级调研员、法律和社会联络部部长高红说,这一非正常现象引起了抚顺市总工会的关注。拥有近200万人口的抚顺,同样面临这一问题。不仅是外卖小哥,网络主播、网约车司机等一大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都需要一部“跟得上”的法律法规来保障自身的劳动权益,让他们能够更好地工作生活,进而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

与此同时,抚顺市总工会在走进企业与职工谈心交流时,还发现了一个新问题:某些派遣公司存在滥用和歧视职工的情况。刘芳是抚顺站前一栋大厦的保洁员,做了3年的派遣工,“脏活儿累活儿没少干,一个月工资2000多元,等到单位发福利却没自己啥事,还经常受到正式职工的歧视和排挤,平时没休息的地方,中午吃饭都得去地下室。”这些遭遇让刘芳感到很不舒服,看不到自己的劳动价值,“其实工资多少只是一个方面,尊重同样重要”。

从外卖小哥到派遣制职工,随着新用工形式的不断涌现,如何顺应时代变化,让更多劳动者得到足够保障,成为工会思考的首要问题。在多方促使下,抚顺市总工会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对《抚顺市职工劳动权益保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进行修改。

其实早在2007年,抚顺市总工会就先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和《辽宁省职工劳动权益保障条例》,颁布了极具地方特色的《条例》。当时,抚顺正值公有制经济实现形式多样化转变、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生产关系和劳动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一些单位不愿和职工签订劳动合同,违法收取抵押金,扣留证件,甚至拖欠工资,不为职工办理保险。这些现象都严重侵害了职工的劳动权益。2007年1月1日《条例》的出台,从法律层面为职工提供了保障。

然而10多年过去,《条例》难以规范和调整当前复杂多变的劳动关系,无法全面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甚至《条例》中的一些内容与上位法出现了不一致的地方,亟须删除、修改或补位。于是,一部针对抚顺市职工特点修改的新《条例》呼之欲出。

“只有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得到了保障,职业发展有奔头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职业尊严感才会提高,能更体面地去工作。”高红说,立法是从源头上保障职工的权益,抚顺作为拥有立法权的城市,有责任和义务为劳动者提供更好的保障。

去一线找答案

2021年,抚顺市总工会与高新技术产业工业园区内10家企业就修改《条例》进行座谈。有企业直言,希望新修改的《条例》能让劳资双方有法可依,这样一旦出现纠纷,解决起来也清晰明了。“如果能够进一步明确企业与职工之间的权益关系,我们更举双手赞成。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企业也不怕赔钱,最害怕的是矛盾加剧。”一家企业的相关负责人说。

在实际工作中,劳动者与企业产生劳动纠纷,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工会。高红说,劳动者与企业往往因一件小事最终对簿公堂。调解机制的建立,能够在劳动者与企业之间建立一座桥梁,方便他们有效沟通,能更好地化解矛盾纠纷。为此,“建立健全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写入新《条例》,成为基本遵循,劳动争议调解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

除了走进企业,抚顺市总工会还对外卖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群体进行了走访。有外卖员直言:“我们经常走街串巷,不一定哪天在路上就会跌倒、受伤,如果和公司、平台产生了劳动纠纷,我们该找谁?工会能否为我们做主?”现实生活中,外卖这个行业是发生劳动纠纷较多的行业之一。

针对这一问题,抚顺市总工会打破原有《条例》框架,决定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尴尬身份正名,将他们写入《条例》并加以保障。

“全国各地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都存在一个权益保障的现实困境——在现有的法律规范中找不到依据。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新就业形态的‘新’与劳动法律制度的‘旧框架’之间的矛盾已经无法回避。”高红说,新《条例》的制定,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把这些新就业形态下的劳动者囊括进来,充分保障他们的劳动权益。

同时,法律的起草,既要体现严谨性,又要能应对社会生活纷繁复杂的多变性,“既要有前瞻性,又要有实践性”。新《条例》起草小组组长翟春春说,起初,他们想给这个群体下个定义,又不想局限在新就业形态上,“万一以后又有新的用工形式出现呢?法律是不能说改就改的。”于是便有了前后10多次的反复讨论、研究、修改,一词10稿,最终生成了“含互联网平台企业和互联网平台用工合作企业”这一定义,让新《条例》囊括的企业变得更加广泛。翟春春希望,这一定义在新《条例》实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可以为这些劳动者带来实质性的法律保障。

走访中,针对派遣职工刘芳的境遇,抚顺市总工会到基层与保安、保洁员、热线员等多位派遣职工交流,收集大量反馈信息。《条例》修改的初衷,是保护更多的劳动者。在这一原则的引导下,抚顺市总工会请来专家设计调查问卷,通过实地走访、微信群转发等多种方式,将调查问卷发到一线职工手中,充分听取他们的声音。

派遣职工的意见,主要集中在同工不同酬、福利待遇差别大、不被尊重等几个方面。为此,抚顺市总工会邀请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市法院、市检察院、市人大等多部门一同研讨,最终专为派遣职工增设了一条“被派遣职工享有与用工单位的职工同工同酬;用工单位应当向被派遣职工提供与工作岗位相关的福利待遇,不得歧视被派遣职工”的权利。

新《条例》突破性地明确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界定和派遣职工的权利,明确了建立健全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的组成,同时删除5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立法精神不一致的内容。如原《条例》对于企业未和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没有明确的时间约束,相当于上岗就得签合同,这一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的一个月期限显然就矛盾了。“我们在不打破规定的前提下,已经进行了最大限度的修改。”高红说。

从源头出发

2020年,抚顺市总工会向抚顺市人大常委会提出了《抚顺市职工劳动权益保障条例》的修改建议。此时,社会上存在一些质疑声音:既然有上位法,为什么还要重新修改地方性法规?面对质疑,工会翻阅资料佐证,在老《条例》中找到了答案。抚顺市在2007年实施《条例》以来,对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职工安置都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同时,《条例》的实施,也进一步扩大了职工对自身权益保障方面的了解。

“我们将职工的需求汇总、上报,很快得到了市人大的支持。”高红介绍,2021年抚顺市人大常委会将《条例》的修改定为当年论证调研项目。随后的两年里,“我们调研走访了近百家企业,对抚顺10954名职工开展问卷调查,进一步了解他们的需求”。工会干部还坐火车到阜新、朝阳等城市调研取经,找来重庆、云南、汕头等省市的职工权益保障立法样本借鉴学习。此外,抚顺市总工会聘请专家召开座谈会,听取多名基层党政领导、企业经营者、人大代表、职工及工会干部的修改意见。

“只有广泛征求职工意见,才能更好地保障职工权益。”高红说。2023年4月,抚顺市总工会牵头成立市委党校、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市法院、市检察院等部门共同参与的《修正案草案》起草小组,抚顺市人大常委会社会委全程参与。

“从起草到定稿,前前后后改了10余次。”翟春春说,一方面,《条例》的修改与实施,让劳动者的腰板挺得更直了;另一方面,可以增强职工的普法意识,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此前他们几次深入企业调研,一些职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知之甚少,当问及对《条例》修改的需求时,很多职工答不上来,甚至离谱地询问新《条例》可以给职工涨工资吗?与这些不太懂法的职工相比,那些企业派出的发言人则多为专业法人员。一些企业代表在提出意见时,对新《条例》存在抵触情绪,站在了职工的对立面。

2023年8月,《条例》经过再次修改初步定稿,并在抚顺市总工会网站全文公布,向社会征求意见。《条例》的公布,得到了广大职工的好评。

新《条例》在职工与企业之间保持了充分平衡。从长远角度讲,职工和企业是相互依存、相互成就的,只有双赢才是最好的结果。“如何能让职工一目了然地了解到自身的劳动权益,显得尤为重要。”翟春春表示。

3个月后,《抚顺市职工劳动权益保障条例》经辽宁省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查批准,正式施行。新《条例》出台后,首先从劳动保障层面对职工进行广泛宣传。工会通过印发普法手册、开展普法活动等多种形式,让更多的职工了解新《条例》、会用新《条例》。

新《条例》刚颁布,就成功解决了一宗“历史遗留”的劳动纠纷案。抚顺一家企业的老职工刘洋,因加班费、工伤等纠纷将企业诉至法院,索赔30万元。半年前开庭时,企业法与刘洋吵得面红耳赤,场面十分尴尬。新《条例》实施后,高红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同劳动仲裁院、法院三方联合找到企业和刘洋,通过三个层面对这起劳动纠纷进行了充分调解。“其实双方都有调解的需求。”高红说,刘洋希望工会能从法律角度给予专业性指导;企业则希望工会能从营商环境的角度出发,对刘洋及其他职工进行法理解释。在三方机制的调解下,企业与刘洋的诉求最终达成一致,双方在调解书上签字。

最终,刘洋决定放弃跳槽、放弃起诉,选择留在抚顺,可以说新《条例》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而这也正如高红最初所期许的那样,新《条例》在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同时,也会帮助城市更好地留住人才,助推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法律进步与人文共鸣

文   辽宁省劳动人事争议研究委员会副秘书长 刘嘉熙 

《抚顺市职工劳动权益保障条例》的修改是法律文本的更新,也是一次对劳动者实际困境的深入洞察和真诚关怀。在这个过程中,抚顺市总工会采取了深入调研和广泛听取意见的方式。这种直接与劳动者对话的形式,使得《条例》的修改能够更贴近劳动者的工作内容,反映他们的真实需求,成为充满温度和人性关怀的社会契约。

在当代社会,法律不仅是维护社会秩序和保障人民权利的基石,也是反映社会进步和文明进化的重要标志。《抚顺市职工劳动权益保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存在和修改便是如此:作为一部地方性法规,《条例》体现了地方政府对劳动者权益保护的重视,以及在传统劳动法律框架对新就业形态的适应和更新。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新就业形态如外卖送货员、网约车司机等职业迅速增多,为传统劳动法律体系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条例》的修改,正是对这些新就业形态中劳动权益保护需求的直接回应,展示了法律制度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此外,法律适应性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人文关怀的融入。在处理复杂的劳动关系时,法律不仅需要考虑经济效益和市场运作的客观要求,还必须兼顾对企业需求的权衡、劳动者的个人尊严和基本权益的保护。《条例》在修改过程中,不仅注重法律的严谨性和可操作性,还体现了对劳动者实际困境的深刻理解、对企业实际需求的综合考量。这种法律与人文关怀的结合,是现代法律实践的重要趋势,也是建设法治社会、和谐社会的关键要素。

因此,《条例》的修改不仅是对抚顺市劳动法律体系的完善,还是对现代法律适应性和人文关怀理念的积极实践。它为其他地区在类似领域的法律制定、修改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平衡的追求

在新职业中,有些是传统职业的升级,如快递服务;有些则是全新的职业岗位,如区块链工程技术人员。无论哪一种,其雇佣关系都与以往有所不同。有些新职业,因雇佣关系不明,劳动关系的确认更成难题。《条例》通过明确界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法律地位和权益,有效地填补了本地法律保护的空白。它不仅规定了这些工作形式下劳动者的基本权益,还明确了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法律责任,有效地将灵活就业纳入法律法规的保护范畴。

随着新就业形态群体的增多,劳务派遣劳动关系的复杂性也越发突出。劳务派遣劳动关系涉及三方主体:派遣职工、派遣机构和用工单位。而劳务派遣工的权益保障,一直是实操的焦点和难点。劳务派遣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在于劳动力的招用和使用分离。由于劳务派遣工工资及福利待遇远低于正式职工,且可以避免直接用人带来的种种不确定风险,劳务派遣用工已经成为一些企业降低用工成本、规避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一种通行手段。

《条例》不仅对这一复杂关系进行明确的规范,还特别将“同工同酬”原则和“不得歧视被派遣职工”字样列入其中。在我国立法进程中,“不得歧视被派遣职工”这一规定的修订,具有很强的先进性,在法律上保障了劳动者的经济利益,也在社会层面上提升了职业尊严,是对传统劳动保护原则的现代拓展。

在现代劳动法律体系中,劳资关系的平衡是维持经济稳定和社会和谐的关键。《条例》的修改过程体现了对这一平衡的追求。在立法过程中,抚顺市总工会广泛征求劳动者和企业的意见,确保了法律规定既保护劳动者权益,又对企业的经营现实充分考量。通过这种民主和包容的立法方式,《条例》在强化劳动保护的同时,也为企业提供了法律指导。

在推动新修改的《条例》实践的同时,抚顺市总工会也开展了培训和宣传活动,以促进实施效果,确保每一位劳动者都能了解和掌握自身应享有的权益。此外,针对新就业形态领域的特殊性,抚顺市总工会还制定了相应的操作指引和监察机制,确保法律规定不仅在纸面上有效,而且在实际操作中能够得到充分的执行和遵守。这些举措共同构筑了一个更为公正、合理的现代职场环境。

充满关怀的社会契约

《条例》的修改是法律文本的更新,也是一次对劳动者实际困境的深入洞察和真诚关怀。在这个过程中,抚顺市总工会采取了深入调研和广泛听取意见的方式。这种直接与劳动者对话的形式,使得《条例》的修改能够更贴近劳动者的工作内容,反映他们的真实需求,成为充满温度和人性关怀的社会契约。

第一,新修改的《条例》与时俱进,删除不合时宜的内容,增加保护职工权益的新规定。2007年的《条例》出台较早,是当时具有前沿性的规定,不过有个别条款与我国后续出台的劳动合同法律法规冲突,本次修改进行了调整。并且对于目前常见的,如用人单位违法向职工收取抵押金、保证金等恶劣行为做出了明确规定——由行政部门责令限期退还职工费用,并对用人单位处以罚款。

第二,新修改的《条例》明确了工会的具体角色和作用。《条例》规定,各级工会应当会同市、县(区)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和企业方面代表,建立健全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此外,《条例》明确指出用人单位设立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的具体做法——由职工代表、用人单位代表和工会代表组成,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主任由工会代表担任等,这直接为协调劳动关系增加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助力。

新修改的《条例》还增加了引导性规定,鼓励用人单位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为职工统一购买补充保险。这项规定的核心在于促进用人单位更加关注职工的福祉,超越了基本法律义务的层面,达到了社会责任的高度。通过鼓励统一购买补充保险,用人单位不仅能够提升职工的安全感和归属感,还能增强职工对企业的忠诚度和工作满意度。这种做法有助于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促进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在经济快速发展和企业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关怀职工的福利已成为企业吸引和留住人才的重要手段。因此,这一规定不仅有助于提升职工的生活品质,也为企业带来了战略上的优势。

《条例》的修改为其他地区在处理类似劳动法律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首先,它展示了在面对经济和社会快速变化时,法律如何保持灵活性和适应性。其次,它强调了在法律制定过程中广泛征求公众意见的重要性,这不仅有助于法律更好地反映社会现实,也增强了法律的公信力和有效性。此外,《条例》对弱势劳动群体的关注,强调了法律不仅要关注核心职工群体,也要保护社会弱势劳动群体的权益。

《抚顺市职工劳动权益保障条例》的修改不仅解决了当下的具体问题,也为未来法律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未来,劳动法律制度将继续面临来自经济、技术和社会变化的挑战。随着人工智能、自动化和远程工作等新技术的发展,劳动市场将出现更多新形态的就业关系。法律制度需要不断适应这些变化,保护劳动者在新形态就业中的权益。同时,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国劳动法律问题也将成为重要议题。此外,提高公众对劳动法律的认识,强化法律的普及和教育,也是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法律也需不断进步,以适应新的挑战和需求。我们期待在未来,这样的《条例》能够更多地出现,保障每一位劳动者的权益,推动社会的公正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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