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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社会的重要角色
61岁的“开封王婆”赵梅近来很火,热情火辣的古代媒婆装扮,宛若穿越时空。王婆是中国历史上知名度最高的媒婆,因为在《金瓶梅》中鼓动潘金莲出轨,落下了恶人的骂名。而现实中,呈现的则是王婆穿针引线的灵动。但开封王婆的扮相可谓不伦不类,既不是有板有眼的戏曲装束,也不是复制某部小说,完全是文艺作品的意象表达。正是这个模糊的意象,激活了国人视觉中关于媒婆的文化记忆。
媒婆是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肩负着助阵生存与繁衍的社会职能。曾几何时,媒婆是一种特殊职业,既有私人媒,也有官府媒,官媒是一种官职。由于男性从事媒婆活动会受到社会非议,所以绝大多数媒婆是女性。在男尊女卑的社会,媒婆是合理合法的职业,属于社会名流,十里八村、大事小情都少不了的人物。虽然在文艺作品中地位不高,甚至被矮化丑化,但在现实生活中,她们有钱,没人敢惹,活得很有面子。
封建社会的婚姻规制奉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权贵的视野、朋友比下层人多得多,儿女婚事几乎不用媒人操心,既可以欺男霸女,也可以门当户对。繁重的体力劳动让下层人没有闲工夫社交,多子多孙的好处,不仅是人丁兴旺,还可以用来亲上加亲,诸如婶子是媳妇的姑姑等,一桩婚姻会成就另一桩婚姻,省去不少资源配置的成本。媒婆针对或曰服务的恰恰是下层人,挣的是他们的佣金。
媒婆是能人,不仅要能说会道,也要对双方的家庭情况知根知底,既要力求门当户对,也要尽可能地隐恶扬善。话能说到点子上,戳到心窝里,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忽忽悠悠就把事办成了。人们用不着她们的时候,多半是敬而远之;用得着的时候,就需要打溜须、讨好。娶媳妇、聘姑娘是大事,尤其是长得好看的姑娘,需要攀高枝向上流动,这就看媒婆的能力了。
向上流动的最大资本就是姑娘长得漂亮,嫁到有钱或有权的人家,为人家传宗接代,用良好的基因改良下一代。阶层跨越不是闹着玩的,男孩儿娶个好媳妇操持家务,日子也会越过越好。那时,媒婆之所以能够把说媒摆弄得游刃有余,是因为依据的是看得见说得出的条件,结婚之前当事人根本没见面机会,完全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由于物资匮乏,家庭功能就是繁衍后代和操持日子,爱情被忽略了,这种忽略具有社会学意义。婚姻是非常现实、功利的,在社会底层,媒婆可以驾驭当事人的父母。在封建社会,女孩儿多半没有文化,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接触不到异性,自由恋爱几乎是不可能的。历史上有记载的自由恋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那是因为祝英台家有钱,可以女扮男装走出去。但还是冲破不了婚姻制度的坚固壁垒,最后二人含恨而死,成就了千古绝唱。
跨越时代的变迁
男女相悦,人性之大本。在神权、族权和夫权的框架下,爱情没有位置。《西厢记》之所以成为文学史上的不朽名著,在舞台和民间流传到家喻户晓的程度,核心就是让爱情突破了婚姻被门第、财产、权势、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辖制的重围,破天荒地呈现了以情缔结终身的追求。最初的《西厢记》中,丫鬟红娘为小姐充当了媒婆的角色。在封建婚姻制度下,丫鬟的命运是随小姐嫁过去当填房的。红娘的所作所为不过是主观为小姐,客观为自己而已。但不妨碍这部剧的人文价值,两位年轻女性懵懂的爱情追求,既是反抗封建婚姻的勇敢行动,也是爱情穷促时的呐喊。
有情人终成眷属直到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颁布后才成为现实,爱情势不可挡的张力,顷刻间让千年以来的封建婚姻制度土崩瓦解。新中国打破千年封建婚姻制度的禁锢,弘扬男女平等,无论城市还是乡村,女性纷纷走出家门,参加生产劳动。在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男女接触的机会多了,爱情便成了大概率的事情。在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际,著名戏剧家田汉改编的京剧《西厢记》以最强阵容上演,红娘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新中国的舞台上,其甘为他人作嫁衣的利他精神,与大时代的脉动高度契合,赢得了满堂喝彩。
在这个历史时期,工会妇联等群团组织接过了红娘职责,在生产一线、车间厂矿非常活跃,为投身大建设的青年男女牵线搭桥,构建起为职工服务的红娘文化。时代不断变化,红娘的职责从未改变。改革开放后,物资匮乏开始向物资丰富转变,爱情成为改变命运、走向富裕的捷径,择偶标准从两情相悦转向了学历和金钱。在封闭社会与开放社会的重叠期,与传统社会一样,向上流动的是长得漂亮的女性。略有不同的是,女性个人的婚恋取向,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长期封闭的社会环境,人脉资源是有限的,婚恋趋向市场化后,社会上不仅出现了婚姻介绍所,还出现了涉外婚姻介绍所。很多经营者回归媒婆特有的见利忘义、爱富嫌贫的本性,红娘精神变成了王婆开店,甚至出现了“婚托”,骗钱的目的和手段都是传统媒婆所不及的。
婚介所最大的弊端是无法核实身份,他们在意的是中介费,对男女双方的背景信息是否属实运作潦草。虽说婚托的目的不是骗婚,当事人却有受骗的感觉,于是,婚介所的信誉急剧下降,直至在市场消失。当然,也有人认为,婚介行业的消失,与互联网的出现关系密切。确实,互联网提供了陌生人交流的平台,犹如大型鹊桥会,聊出感觉后,即便是千里万里也会在所不辞地奔赴。有了这样一个免费的介体,谁还会花高价去婚介所“探宝”,反正信息都不靠谱,至少平台成本很低。
网络社交忽略了对真实的人全方位的关注,所以出现了“见光死”。即便如此,还是有人心怀憧憬,爱情飞速升温,一时间出现了闪婚闪离的现象。人类群体经过这段疯狂后,清晰地意识到仅有爱情的婚姻,会随着爱情的变化而变化,是相当脆弱的。红娘精神的回归,不仅是时代的呼唤,也是婚恋的刚需。工会妇联等群团组织的公益大旗,不仅具有极高的公信力,还有婚恋资源整合的组织优势。在数码时代又以购买服务的方式,聘请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婚姻咨询师定期为单身职工提供团训或心理咨询服务。从一眼千年到物质满足,又从物质满足到心理满足,今天的单身男女不断地挑战媒介的耐力,从传统媒婆到群团组织,再到网络社交平台,他们的婚恋追求,已经升级为情绪价值和精神满足。
参与者,同行者
社会学家认为,婚姻有三要素,爱情、性和功利各占三分之一。对现代人而言,最不缺的是异性交往的平台或曰机会,线上线下可以齐头并进。问题是在价值观多元化的社会环境中,在不违背法律的前提下,一切都是自由的,却很难产生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于是,同祖辈、前辈相比,看上去的许多自由,却造成了某种选择麻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青春期是从成年开始的,婚姻根本不懂爱情。而今,懂得爱情变成单向度的感觉,若是没有感觉,条件再好也无济于事。有了感觉,还要有驾驭的能力,其实是把感觉打造成经营爱情的能力。没有能力经营、维系,即便在感觉里爱得死去活来,也会说翻脸就翻脸。有调查显示:在物资极大丰富的条件下,爱情需要浪漫,浪漫的程度随着社会的富裕水平而水涨船高。男性同女性约会,在某些浪漫结点,诸如5月20日、七夕、生日等,女性对礼物的期待总是同年龄段有关。80后有礼物就行;90后不仅需要礼物,还需要惊喜;00后在有礼物、惊喜的同时,还需要陪伴,甚至对男性的掌控。在这些细小的环节上,纠缠的是感觉上的浪漫,如果没有,宁缺毋滥。
独生子女家庭的孩子,是被家长百般呵护长大的,尤其在青春期。这种过度的关照,使其失去了青春期的成长机会。青春期的成长主要是性心理建设,但绝大多数家长都偏狭地认为,是性生理的躁动。其实,性生理属于本能,但爱情属于性心理范畴,不同于本能,不可能无师自通。成年之后,性心理建设的缺失,会给婚恋双方带来很大的压力。事实上,爱情的成长需要经过伤害别人和被人伤害的过程。家长担心的不仅是恋爱受伤影响学习,更恐惧有性行为。殊不知,人生快乐与否绝大多数原因取决于爱情的状态,在任何社会女性的年龄在择偶时都至关重要。问题是个人的期待与社会现实有时会错位,家长以为学历在婚恋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其实,男性在心理层面总是将年轻貌美放到第一位,他们为此可以向下兼容,降低其他条件,高学历的女性就这样“剩下”了。而今,单身男女相识的机会很多,却出现一个严重问题,那就是女多男少。那些没有找到合适郎君的女性,不是缺少机会,而是有机会却拿不下,她们不懂得怎样拿捏和驾驭,有些行为甚至让对方反感,自己却浑然不知。这是最糟糕的事情。
开封王婆可谓别开生面,这是继工会、妇联等群团组织和社交平台后,由一个大IP组织的更大的联谊活动。在开封王婆背后是政府的大力支持,所以一出手就有了公益属性。有政府公信力的支撑,又有互联网平台超时空的特点,对单身的成年人而言,这是可靠又方便快捷的极好手段。爱情是高级的心理与精神活动,无形却实实在在地存在,在吃饱穿暖的条件下,这是人生最大的事情。王婆也好,红娘也罢,她们忙碌其间总有谋爱情的影子,只是前者有利,后者利他。但为什么走红的是开封王婆而不是某某红娘?主要原因在于前者更接人间烟火,王婆像极了身边有了一把年纪的热心大妈,就没有她们寻不着的爱、成不了的情。
开封王婆开启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爱情运动,数百万人在线一同领略活跃千年的相亲场面,市场的推手带起门票、宾馆、饭店、文创产品、旅游景点的亮眼数据,以及随之而来的GDP增长。在这场运动中,同行者不仅是单身男女,也有他们的父母,还有看热闹的陪玩。参与者和同行者携手奔赴,如水滴汇成河,奔涌起了巨大的能量。
爱情就是这样神奇与美好,在某个地方,有某人在那里等待,或者有一天出现在眼前。幻想、幻象和幻觉叠合在一起的朦胧之感,没有孤独,只有期待。这是寻梦之旅、期待之旅,单身男女跨越地域界限,打破空间区隔,体验各异风土,在一起奔赴中也许就会遇上那种没有预约的怦然心动。
今天,开封王婆令人大开脑洞;明天,可能出现无数以城市作为定语的王婆。当城市的美好同爱情相提并论,这座城就不仅有了现代气息,更有了属于自己的独特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