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名著里复活的女主人公

爱情，青春期的专利

在人类历史上有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那就是同步发明，亦即在不同地方，互不通信息的情况下，有了相同的发现，诸如马克思与狄慈根各自发现了历史唯物论，牛顿与莱姆尼茨各自发现了微积分，等等，这样的例子有上万件。在文学上也有类似同步发明的情况，就是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作家创作出几近相同的长篇小说，如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司汤达的《红与黑》、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等。这些作品有个共性，那就是投射出女性爱情的挣扎与选择。

在心理学上，名著之所以成为名著，是因为作家揭示的是人、社会的本质，那些故事不仅是女人的故事，还是男人与女人、爱情与婚姻的博弈。社会在变，镶嵌在基因中的密码没有变，类似的故事在复制。不同时代给予女性心理成长的空间不同。今天的女性是幸运的，社会给予其心理成长自由驰骋的空间，社会习俗的羁绊也失去了力量，但来自男性的羁绊还在，怎样与男性相爱、相处仍在困扰女性，所以，女性的心理成长仍在路上。

女性心理成长路径完全是基因规划的，没有人能偏离这条曲线。在经典名著中，社会背景有两要素，一是封闭的传统社会，二是青春期爱情。无论什么时代，青春期的爱情总是充满了幻想、幻觉和幻象，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荷尔蒙激素的作用。在传统社会，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爱情与婚姻是一体的，青春懵懂的爱情一定要消解在婚姻中。但不是所有年轻的生命都任由习俗摆布，严丝合缝地将爱情与婚姻切合，那些同习俗相悖的爱情，总是显露坚贞不渝的抗争与挣扎，甚至用生命相抵，比如我们熟知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罗密欧与朱丽叶。在爱情之光的映衬下，这些故事中的男女主人公的人性之美至今仍在闪耀。

文学来自生活，又高于生活，却从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更高层次的生活真实。《包法利夫人》中的爱玛、《红与黑》中的德·瑞那夫人、《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安娜，她们怀揣青春期爱情的金色梦想，嫁给了年龄大她们许多的男人。在世俗的目光里，丈夫的社会地位足以与妻子靓丽的青春扯平。没有人评估教育对爱情的影响力，爱玛和德·瑞那夫人接受过修道院的教育，这种教育超越了世俗观念。安娜出身贵族，见识了哥哥出轨，这意味着她知晓婚姻之外的爱情存在。这几位经典女性形象的学识与见识，让她们对爱情充满期待，她们都嫁给了有地位的男人，虽然在世俗意义上过上了优渥体面的生活，在爱情上却与丈夫存在“代沟”，丈夫无法感知，更无法满足青春期女孩儿对爱情的所思所想。

她们

在封闭的传统社会，爱情总是从婚姻开始，世俗规矩与女性的心理期待一点儿不搭界，权力、财富这些身外之物无法撩动、打动她们年轻的心灵，老迈的丈夫更与对爱情的幻想不搭边。她们期待的是青春期纯洁、纯粹、纯情的爱情，所以，当漂亮帅气的“小鲜肉”出现时，她们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类似心灵感应的同频共振，点燃了希冀已久的心动，即爱情。尽管她们已成年，已为人妻人母，但爱情心理依然滞留在青春期阶段。她们像小女孩儿一样，不仅对未来充满幻想，生发许多幻觉，还在幻象的驱使下胆大妄为。爱玛为了取悦意中人，将爱情进行到底，不惜铤而走险举债；德·瑞那夫人为了不失去意中人，不择手段地阻止意中人爱别人，并在意中人受到惩罚时勇敢出头；安娜在爱情的幻象中不顾一切，执拗地与虚伪的上流社会对抗……爱情中的女人被爱情驱使，不遗余力地要将爱情留住，将永久占有进行到底，全然不知爱情之下是空中楼阁。

《包法利夫人》《红与黑》《安娜·卡列尼娜》中都有这样的情节：女主人公要摆脱婚姻跟情人私奔。从心理学角度看，就算私奔成功，有情人成了眷属，爱情也会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婚姻犹如温水煮青蛙，爱情是一点点麻木、消失的，爱情的永恒性不过是幻想带来的幻觉。当然，当男人老到一定程度，又遇上了年轻女性，也会产生这种幻觉。爱情的纯粹、纯洁和纯情，是不允许掺入任何世俗成分的，但婚姻属于世俗的一部分，一旦提及婚姻，爱情立刻会招致毁灭性的伤害。不仅如此，男人会立刻回归清醒，走出迷恋的爱情状态。

与爱情幻象相匹配的是执念，女主人公执着地认定结婚是爱情最美好的归宿。可对于男人而言，只要完成了本能的最后一步，就进入了征服后的占有。在享有这份情感的同时，想的是怎样征服世界；征服世界之后是征服女人，但不是征服过的女人，他们的心理逻辑在征服世界与征服女人之间循环往复。女主人公浑然不知的是，只要触及婚姻，男人立刻觉醒，会头也不回地选择放弃。《包法利夫人》《红与黑》《安娜·卡列尼娜》不约而同地出现了这样的情节，但这不是女主人公的问题，也不是哪个男人的问题，而是所有    女人、男人在心理成长的那个阶段，遭遇如此情景时共同的心理反应。

事与愿违的是，她们越是放不下，他们就越有安全感；她们越是乞求，他们越是觉得要征服世界；逼迫得越紧，他们越会因害怕而远离，甚至去找别的女人。不论围观者怎么看，他们这么做，心理会有安全感，是逃避惩罚，更是欲盖弥彰。处于这种状态的他们，最害怕的是被社会抛弃。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女主人公会有被欺骗的感觉。有了这种感觉就想攻击，会想方设法报复，殊不知，报复也是一种纠缠，是对情感的不舍、不离和不弃。她们从一个极端走入另一个极端，这正是青春期爱情的典型表达。男人与女人，他们与她们，不再是一个频次上的情感伴侣，他们最害怕的是“社死”，她们则什么都不怕，甚至可以为爱情付出生命。

超越两种羁绊

心理学认为，在女人与男人的爱情博弈中，女人需要超越两种羁绊：首先是超越男性羁绊。雄性是多妻动物，在同一时间可以有多个雌性，雌性则不然。女主人公们就是为这些“天注定”所困，在意中人远离自己时，强制地认为对方应该无条件地爱自己，在知晓意中人另有所爱时，不计后果地穷追猛打。殊不知，她们越是这样，越是将意中人推向别处。

其次是接受社会的羁绊。女主人公们不仅在心理上冲破了世俗禁锢，还任性、不遗余力地维护这种背离世俗的关系，这无疑将爱情置于万丈深渊，因为男人不想为此付出任何代价。青春期爱情自带不安全感，女主人公控制意中人，却不晓得意中人不仅有十分不舒服的感觉，还变得更为关注自己的社会地位，潜台词是有了社会地位就不愁女人，而女人却幻想将意中人套牢。而她们的丈夫面对这样的现实，心理是十分复杂的。爱玛的丈夫可以为她还债，因为那债不能不还，那是男人的立世之本；周遭所有人都期盼她们受到惩罚，这是世俗教育的成功；围观者会产生娱乐性的惬意，在唾弃她们的同时，宣泄自己内心的压抑。

在世俗的目光里，爱玛、德·瑞那夫人、安娜都疯了，为什么放着好日子不过，而逾矩出轨呢？这是她们也是人性所无法选择的，因为爱情有超越世俗的自然伟力，别说是不计后果，就是有了后果也有承受的能力，即便失去全部也无憾无悔。考琳·麦卡洛的长篇小说《荆棘鸟》中，男主人公是位神父，他不仅理性高于常人，还传经布道，心里非常明白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在爱情与信仰之间，当他选择信仰时背离了爱情，选择爱情时背叛了信仰，最后的结果是既对不起爱情，也对不起信仰。对普通读者而言，现实是一样地残酷——选择爱情就背离了世俗，选择世俗就背叛了爱情。《荆棘鸟》的作者考琳·麦卡洛是临床神经生理学顾问。作为神经心理学专家，她对精神与肉体的关系理解得更为深刻透彻。世俗的力量意味着个人与群体的角斗，群体按世俗的原则去打压、抨击个体，足以让个体“社死”，却无法阻止爱情逾矩。长篇小说《红字》将世俗碾轧爱情推上了顶峰，即便如此，作家霍桑也留下隐喻与伏笔：女主人公戴上标志“通奸”的红色A字示众，但挂在胸前的这个A，不仅有荡妇的意思，也有天使的意思。

在封闭的传统社会，青春期爱情被无情地扼杀在摇篮中，逾矩的女人几乎都为爱情陪葬。也许有人会设问：若任由爱情发展，结局会怎样？也许她们如愿以偿地结婚了，由于她们的意中人迎合的是爱情，进入婚姻后会发现爱情太不现实；也许社会习俗允许他们继续相处下去，爱情激素会不断下降，曾几何时的幻想、幻觉和幻象不复存在，进入现实时会用世俗的标准重新审视。怎样选择，一百个读者心中有一百个哈姆雷特。《包法利夫人》《红与黑》《安娜·卡列尼娜》讲述的是青春期爱情，世俗操纵着心理成长的下一步，只有参悟到爱情的世俗气息时，才能进入理性支配阶段，才可以驾驭爱情，甚至让爱情为我所用。

在爱情中寻觅什么是非常模糊的，只有在茫茫人海中眼前一亮，才知晓那就是自己想要的。长篇小说《简·爱》的主人公简·爱，出生于牧师之家，所受到的教育是脱离世俗的，精神平等成了她的最高追求。虽然她爱的那个老男人不美，但爱情的浪漫程度不输给白雪公主与白马王子。她最终有了婚姻，爱情也尘埃落定，简·爱和塑造她的女作家都获得了圆满。

女性的心理成长需要有经济独立这个前提，长篇小说《飘》的主人公斯嘉丽的心理成长，建构在爱情纠葛和生活遭遇之上。她经历了青春期的爱情，幻想以自己的魅力说服意中人和她私奔，被婉言拒绝后，她清晰地感受到被抛弃。但心理成长并没有到此戛然而止，斯嘉丽没有在一棵树吊死，两星期后就结婚了，丈夫却死于战争。另一个男人出现时，斯嘉丽拒绝了做情人的请求，因为她不爱他，她知晓自己要什么——拯救庄园，她把这个男人当作救命稻草，解了自己的燃眉之急。不料这男人入狱了，于是，她瞄准了又一个可以在资金上帮助她的男人，并与之结婚，庄园得救了。

那个爱她的想同她成为情人的男人获释后，借给她一笔钱，她背着丈夫买下了一个倒闭的木材加工厂，并独自经营，像男人那样赚钱。虽然也有来自世俗的风风雨雨，但在斯嘉丽看来是那么微不足道。与爱玛、安娜她们不同的是，斯嘉丽生活在战争年代，社会大动荡，不确定性让人们不会坚贞地恪守习俗，这为她的心理成长提供了空间。卡夫卡说，你所爱的东西，也许会失去，但最终以另一种方式归来。斯嘉丽周旋于她爱的和爱她的男人中间，不仅经历了千回百转，还经历了峰回路转。她超越了女性同时不能有两个以上男人的羁绊，在征服世界的同时征服男人。

这可能是现代女性读者如此喜欢简·爱、斯嘉丽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