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铸奥运，重构新首钢

从北京市中心出发，沿阜石路一路西行，京西的山脉渐渐清晰。行车约20公里后，一片巨大的钢城出现在眼前。从北面进入园区，即可看到昔日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织委员会的驻地。在冬奥组委会驻地南面的秀池，“首钢园”3个字屹立于湖畔。中国首钢集团（以下简称“首钢”），这家曾经全国钢产量最大的钢铁厂，鼎盛时期有26万名职工。随着城市的变化和发展，钢铁工业经历了从山到海的变化，这座曾经的十里钢城，也经历了由火到冰的转变。

有铁有钢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钢铁成为紧俏的重要物资。同年，瑞典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安特生应邀来到北平，负责寻找铁矿和煤矿。在他的帮助下，北洋政府在当时的直隶省龙关县（今河北省赤城县），探明了储量丰富的铁矿。

当时，位于中国的钢铁厂，只在武汉、上海、本溪和鞍山四地有。相比之下，华北缺少钢铁企业。于是，官商合办的龙烟铁矿公司在华北成立，这家企业就是今天北京首钢和河北宣钢的前身。1919年，龙烟铁矿公司石景山炼铁厂在京西山脚下的平原动工。实际上，连年的战乱使得炼厂建设几经周折，建建停停，直至新中国成立前，这里才可以生产生铁，但并未炼出过钢。

1948年12月17日，这座工厂终于迎来新生——石景山解放了。在解放的第二天，军管会就从解放区调运粮食接济工人。翻身成为主人翁的工人铆足了劲儿，加紧工作，恢复生产。当时，为了恢复生产，工人程德贵和工友们一起奋战在高炉台上，几天不眠不休。好不容易下夜班回一次家，媳妇递过来一个橘子，他拿着橘子就睡着了。

伴着日夜不熄的火红钢水，短短半年多时间，石景山钢铁厂1号高炉就成功投产，成为全国解放区里第一家恢复生产的钢铁企业。经过多年奋战，待到1952年，石景山钢铁厂的生铁产量已增至34.2万吨，仅次于鞍钢，位列全国第二，大量的生铁运往各地，支援新中国建设。

那一年，程德贵也被评为全国劳模，走进了中南海与领导人合影。那天，他穿上了平时舍不得穿的毛料中山装和皮鞋，把所有的奖章都别在了胸前。

程德贵是在1939年成为钢铁工人的。那年，16岁的他因为家里吃不上饭，到石景山炼铁厂当工人。在旧社会，工人地位低下，劳动环境恶劣，程德贵吃尽了苦头；在新社会，他戴着奖章，成为中南海的客人。后来，程德贵一遍遍向人们讲述那天的故事，讲述自己作为主人翁的自豪。

1958年，石景山钢铁厂建起5号高炉，紧接着产出第一炉钢水，彻底结束了有铁无钢的历史。程德贵，也正式成为这座高炉热风炉的第一任班长。他还和那些“不怕汗水漂起船”的工人一起，将原本需要3年才能建成的三大工程（三高炉、三焦炉和烧结厂），只用了1年多时间就全部建成并投产使用。当时，建成后的首钢烟囱高达120米，是北京最高的建筑。随着钢铁厂的扩大，周边生活区也逐步完善，最终在京西形成了一座壮美钢城。石景山钢铁厂也因此改名为首都钢铁公司。   

在今天的首钢园，三高炉是标志性景点。介绍牌上这样写道：“2010年12月冶炼出最后一炉铁水后停止生产，是中国最长寿的高炉之一。”

辉煌与转折

钢城的分量有多重？鼎盛时期的首钢，作为北京市最大的国有企业，产业工人数量占全市六分之一，上缴利税占全市四分之一。

“三天不卸甲，一天打八仗。”这是首钢机电公司数控车工高级技师卫建平回忆自己1984年技校毕业进厂时工人的工作状态。那时候正值改革开放后首钢大规模建设时期。

大规模建设与改革开放是分不开的。

改革前，二级工被称为“40元零一个馒头”，因为月工资40元零4分，4分钱刚好能在食堂买一个馒头。每个二级工都拿这么多，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儿。

改革后就不同了，首钢在全国率先进行了全员承包制改革。在企业管理层面，从上到下逐级分解，从厂矿到车间再到班组，最后具体到每个人。在利润分配上，北京市也同意首钢实行“利润包干”，在保证完成规定的利润上缴数额后，超额利润部分用于企业发展，部分用于职工集体福利，部分用于工资奖励，这就是著名的“全员承包、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包全留、欠收自补”机制。

改革给职工带来的改变是明显的。收入提高了，首钢工人在北京市职工中，福利待遇实属“顶流”。工资高，福利好，住房分得快，北京市最早买私家车的工人就来自首钢。而这背后，则是大家想方设法提高工作质量并兼顾节约，因为这些都和收入挂钩。

春风吹拂之下，卫建平也迎来了人生中的转机。1989年，工厂要加工一件比较复杂的工件。设计图纸出来了，厂里找来八级老车工，用传统机床干了6天，结果还是废品。老师傅摸着工件，一言未发便离开了。卫建平决定用数控机床试一试。他对照着使用手册自学。后来，程序编出来了，工件也做出来了，他成了厂里第一代数控机床操作工。

像卫建平一样，很多工人经历了技术的转型和升级。为引进先进生产线，首钢工人甚至还将一座位于欧洲的钢铁厂拆成了2.8亿个大小零件，并将其搬回国内。当时，首钢利用欧洲钢铁工业萧条的时机，用买废钢的价格收购了这家钢厂。收获的硕果便是后来的1994年，首钢钢产量达到823.7万吨，跃居全国首位。

与此同时，北京市的城市定位也在逐步调整。20世纪80年代初，北京市在城市性质上突出了“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强调“工业建设规模要严加控制”“北京不再发展重工业”，并首次提出环境保护这一重大专题。

1991年12月4日，中国向国际奥委会正式递交了承办2000年奥运会申请书。次年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在基本目标中跟进提出，北京要“建立以高新技术为先导，第三产业发达，经济结构合理的高效益、高素质的适合首都特点的经济”，并且提出要实现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的统一。2001年7月13日，北京成功申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首钢的未来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这时候，程德贵光荣的一生也即将走到尽头。2004年，得知5号高炉将熄火，他让子女带他再看一次高炉。在高炉前，这位全国劳动模范一言未发，老泪纵横。几天后，程德贵去世。次年，5号高炉正式熄火，这也是首钢实施压产、搬迁、结构调整和环境治理方案后关闭的第一座大型设备。

2005年，国务院批准首钢“实施搬迁、结构调整和环境整治”，中国工业史上规模最大的停产搬迁由此开始。

生生不息

首钢职工总数最多时有26万人，到2005年搬迁方案批准时，首钢在北京地区还有8.4万名在职职工，他们也将迎来人生的转折。

刘博强就是这8.4万人中的一员。曾经在轧钢车间工作了将近20年的他，干过轧钢工、维检工、焊工，老厂区停产后他还维修过空调。现在，他是一名制冰师，也是首钢园的第一代制冰师，负责首钢园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训练中心冰壶馆赛道制冰工作。

首钢搬迁和职工分流安置持续了数年。2011年1月13日，石景山钢铁主流程正式停产，这意味着首钢在北京地区所有的冶炼和热轧生产至此全部停止。从2005年搬迁方案批复到石景山钢铁主流程停产，首钢公司已经累计安置职工3.4万人。这一次主流程停产，则需要分流安置2.2万人，为此一共安排了11条分流安置渠道。

伴随着石景山高炉的熄火，300公里外的河北曹妃甸，一座新的钢城已经崛起。30平方公里的厂区内道路纵横，厂房遍布，高炉耸立。相比之下，石景山的老厂区面积只有8.63平方公里。老厂区停产之后，如何改造、保护与开发，成了新的课题。这片土地非常“金贵”，因为这是北京市中心城区唯一可供大规模连片开放的区域，并且靠山依水，还完整地保留了各时期的钢铁工业设施。

在北京于2015年被确定为冬奥会举办城市后，这片京西老厂区终于迎来新生。北京首钢园区内的老工业厂房变身成为四座冬奥训练场馆，成为“四块冰”，涵盖短道速滑、花样滑冰、冰壶和冰球等项目，满足11支国家队45个小项的训练需求。场馆有浓郁的工业风格。短道速滑、花样滑冰和冰壶馆，过去是首钢精煤车间，整列火车可以直接开进车间卸煤；在现在的场馆内，工业建筑的主体结构得到保留，还可以看到特有的“剪刀窗”。

世界上首个永久性的单板大跳台也在首钢厂区建成，因其赛道曲线好似敦煌壁画中“飞天”的丝带飞舞，又被誉为“雪飞天”。现在，“雪飞天”已经成为京西天际线上的重要地标。

在昔日北京冬奥组委会的驻地，可以看到一个又一个筒仓。这里被叫作“西十筒仓”，历史可以追溯至龙烟铁矿公司时期，由于所处铁路在当时编组为“西十线”而得名。在西十筒仓的改造过程中，除了尽可能保留原有建筑外，还保留了场地内的一些工业元素，如铁路线、火车头、混凝土砌块等，并安排在景观中，体现了工业遗存的新生。

冬奥会结束之后，首钢园区继续绽放活力，陆续承接了一大批大型活动，多个科技、体育企业入驻，老厂房转变为文旅空间，带动了消费热潮。首钢园区释放的活力，也带动了周边社区乃至石景山区的纵深发展。

首钢的工业生产和科技创新依然在继续，只是换了地点。卫建平后来获评首届“北京大工匠”，他所在的机电公司，搬迁至河北大厂；在首钢园区内，文化创意和体育产业正在蓬勃发展，刘博强的身影出现在国际国内赛事上，2023年全国冰壶联赛，伊春、天津、西宁3站比赛的制冰工作就是他完成的。

在首钢园区的3号高炉上，人们可以登上观景台俯瞰厂区，俯瞰千千万万个像程德贵一样的钢铁工人留下青春和汗水的地方。而这座高炉，也曾炼出石景山厂区最后一炉铁水，见证了历史的翻页：曾经的“他们”那么年轻，那么火热；如今的“他们”追逐新的梦想，一如既往，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