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迹工厂城

“一座厂，就是头顶上的整个天空。”一个离开家乡的女工曾这样形容她生活过的地方，那是一座工厂城。

工厂城，这是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概念。一个“舶来”的定义是：“社区的主要居民都是某企业或企业集群的雇员，并且这个公司拥有此社区大部分的不动产。”至于它的特征，很多80后、90后并不陌生：有些是围绕一个大型厂矿而建设的新兴城镇，主要产业通常较为单一，多建设于“三线”时期，同时高速带动了新中国成立后中西部地区的第一波城市化；也有些是镶嵌在城市内部或边缘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单元，围绕着一座大型工厂建立起来，在带动城市发展的同时，优化城市布局和疏导人口。

工厂城里的人，曾经是骄傲的。他们生活中的绝大多数需要，无论是工作、居住、购物、休闲还是医疗，大都可以在步行30分钟的范围内得到满足。最重要的是，这些配套设施基本由工厂管理甚至建设。低工资年代的高福利待遇，在工厂城中得到最大的体现。在这个熟人社会中，工作和生活给予他们足够的尊重，让他们有了强大的群体意识、共同的群体记忆，以及无法忽视的向心力。

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和国企改革的深入，工厂城光环不再。产权制度改革和新的城市布局规划，让一个个国企主导的工厂城纷纷从物理意义上解体。产业的单一或街区的陈旧，让生长于此的年轻人决然离开。也有一些新兴的企业，包括大型民企建起了新的工厂城，外在配套看似同样一应俱全，但精神内核的差异，远比肉眼可见要大得多。这也造成这些企业中常见的两列长队：一队在办入职，另一队在办离职。随着巨大流动量泛起的，不乏一个个“用脚投票”。流动性亦即不确定性，让这样的工厂城仅限于“看上去很美”。

这不由得让人重新看待那些老工厂城的时光，它越发成为一种集体记忆和文化意义上的存在。今天我们重新审视工厂城，也不是简单地怀旧，而是一种探究:为何工厂城的记忆可以一直留在人们的心底？哪些东西仍然值得这个时代认真汲取？当然，还有一份对消逝岁月的深深缅怀。

本刊编辑部

在这里生活，在这里老去

文|郭仪

千城一面

最早的工厂城，来源于19世纪初欧美国家的实践，外在呈现是一座由工厂主出资建设和管理的小型城镇。这并不是慈善。相反，美国实业家将其视为一种商业投资，因为规划学家曾表示：“生活在标准工厂城中的工人，工作效率比其他工人高25%—30%。”也有人将其作为一个乌托邦的尝试。美国第一个工厂城的缔造者洛厄尔，就为女工建了包括宿舍、餐厅、医院等在内的完善的配套设施。这些举措让访美的著名英国作家狄更斯在书中盛赞。

不到百年后，工厂城也成了中国的实践。例如围绕钢铁厂和矿山建设而成的鞍山铁东区、抚顺东洲区、本溪溪湖区等。由于动员能力强大，工厂城生产的效率也是最高的。

抗战胜利时，众多内迁企业围绕重建的厂区建起居住设施和其他配套，这同样可以看作一种工厂城。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一五”计划的到来，工厂城通过国家156项重点工程开始了大规模的复制。

在我国，工厂城可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以工厂和矿山为核心筑起的一座新城。这一类工厂城往往偏远，多成为“两弹一星”故事发生的背景，以及“三线”往事。

沈阳工业大学退休教师王汝荣，就曾在这样一座工厂城里度过3年。“分配时说是去兰州，其实从兰州还得坐24小时火车才能到。”王汝荣记得，那是大漠深处的一座小城，3—6层高的宿舍楼，有中学、小学、幼儿园、派出所、广播电台、电影院……所有的东西都是火车从外地运过来的。给他留下很深刻印象的是那里的供水系统，“引的都是祁连山的雪水，方形的水道，里面宽阔得能划船”。

这座小城是一个保密级别很高且偏僻的单位。说保密，是因为他在告别那个工作系统回沈阳后遭遇了落户难，跑到市公安局才把手续办妥；说偏僻，是因为从沈阳买不到去那里的火车票，最后靠售票员“手写一张条子”才解决了问题。

王汝荣下车的小站叫“低窝铺”，是从兰新铁路分出一条如鱼钩般的铁路，是直通厂区的必经之地。他把那里叫作“兰州808厂”。而对于那座工厂城，虽然这么多年过去，部分资料也已解密，但王汝荣还是不愿意透露它的真实名字。直到中核集团在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公开，世人才知道那里被叫作“中国核城”。

鲜为人知的，还有那些迁徙的人和留下的故事。出生于工厂城的60后关威回忆，他父亲19岁时，跟着就读的技校整体搬到甘肃龙首山，这座荒山也成了几代人的“全世界”——学校、宿舍、医院、粮店、浴室，统统围绕着那座亚洲首屈一指的镍矿发展起来。

20世纪60年代，随着那句“好人好马上三线”，一座座工厂城在京广线以西，特别是大西南和西北建起，那是攀枝花钢铁公司，是酒泉钢铁集团，是成飞、西飞、贵飞，是东方汽轮机厂……这些工厂城在远离工业文明的地区启动了工业化进程，也高速拉动着中国的城市化。

远离大城市的工厂城不仅仅在大西南和大西北，也有一批建在东部省份相对偏僻的大山中。它们被叫作“小三线”，以应对可能的战事威胁，确保国家工业化进程稳步向前。

1964年，一批技术人员走进辽宁省本溪县下马塘的山沟。第二年，轰鸣声开始从大山中传来。6年后，一座代号“641”的兵工厂修建完毕，所有车间均建在地下洞室内，生活区建在山谷中。厂里的人们，很多来自另外一座工厂城——“724”。他们将厂办小社会从沈阳复制到深山之中，论硬件条件让县城相形见绌。而这样的工厂城仅本溪就有数座。隐藏在大山中的它们，也将工业文明和现代生活方式带给附近的村民，包括医疗、教育、水电、文化活动，以及基础设施。

第二类工厂城，以城市边缘地区一个相对独立的组团或卫星城而存在，如曾经坐落在北京石景山区的首钢。这样的工厂城可能会被人忽视，但只要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与其他同样有着家属区和生活配套的大工厂的不同之处。

这类工厂城的“龙头”是一座在人数、占地面积、重要性等方面，即便在大型工业城市里也是佼佼者的工厂，周边可能包括几座产业链上下游的小型工厂，以及配套的生活区。生活区中，由工厂经营管理的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就规划理念而言，可以说是“从摇篮到坟墓”。优厚的福利条件，以及“接班”之类的政策，让一家三代甚至四代都在同一个工厂工作的“世家文化”成为事实，以厂为家的归属感油然而生并代代相传。

新旧交替中

工厂城之所以引人侧目，并非仅靠福利。

在鞍山，有两栋楼赫赫有名：一个是鞍钢院里的主办公楼白楼，是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原点之一；另一个是大孤山的红楼，是鞍钢为大孤山铁矿职工修建的住宅区。

在沸腾的高炉旁、轰鸣的爆破声中，白楼与红楼交相辉映。一座城的生活，千千万万个普通人，也被一条因工厂而起的绳索缠绕、编织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时代的回响。

和白楼不同，红楼并不单指一栋楼。曾在红楼度过大半人生的60后卫东记得，红楼一共有20多栋，因外表是红色而得名。“红楼的红，除了颜色，还有另一层含义，是让人眼红羡慕的红。”

的确，对于鞍山这座“因钢而立、因钢而兴”的老工业城市而言，红楼就像熔炉里火红的钢水，是那个热火朝天的年代最温馨的记忆。“没有什么比能住进红楼更让人骄傲的了。”80后王帅文说，住进红楼既代表着一种身份，也承载起几代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这个建于20世纪50年代的苏式建筑群，曾是鞍山名副其实的“楼中贵族”。“屋里铺了实木地板，还有立柜和抽水厕所。”卫东说，有一次住在市里的亲戚来家里做客，不懂如何冲厕所，急忙喊他来帮忙。卫东站在厕所门口，轻轻一拉，下水管道响起轰隆的过水声，蹲在原地的亲戚突然被吓到，一跃而起……卫东记得，当时在鞍山，即便住在台町（日占时期日本人为给鞍山制铁所高级管理人员提供住处而修建的别墅群），拥有室内冲水厕所的人家也不多。

“更别说在一片农田和平房的大孤山了，现代化生活绝对称得上红楼专属。”卫东说，每当亲戚朋友来家里做客，总要在厕所里“享受”一番。拥有一个住在红楼的亲友，在那时值得被人们反复提起。

值得被反复提起的，还有红楼背靠的工厂。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支援鞍钢建设，来自全国各地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在此成家立业。以红楼为核心的工厂城，也成为大孤山中一个繁华的“都市”。

20世纪50年代，卫东的父亲在亚洲最深露天矿——大孤山铁矿做爆破工，每天都要在矿坑里打炮眼、放炸药。爆破出来的铁矿石，由矿工放在卷扬机上装进矿车，再昼夜不分地运送到生产加工区。百年历史中，大孤山铁矿为鞍钢1号高炉运送了第一车铁矿石，炼出了新中国第一炉钢水，宣告了新中国“有铁无钢”历史的结束。

对还没有通电的附近乡村而言，灯火通明的矿山和红楼工厂城，就像一颗落在山里的夜明珠，让人向往。“我们都是城市户口，周围村子的姑娘都想嫁到红楼来呢。”卫东回忆，工作上有厂区或“大集体”，教育上有子弟中小学、技校、电大，医疗上有厂职工医院，交通上有通勤班车，治安上有武装部、保卫处……这种城厂一体的现象，算得上工业史和社学会上的一大奇观。

类似红楼的工厂城，曾在鞍山乃至全国比比皆是。这类国企主导的工厂城，将人的生产与生活融为一体。这固然会调动工人的积极性，制造归属感，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人才流动与创新——职工离开单位即失去生存保障。更重要的是，当企业经营后继乏力，它们会成为企业的一个包袱。

当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入，工厂城背靠的工厂开始面对市场经济的冲击。比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的某一年，全国唯一的“劳模工厂”沈阳五三工厂，成为我国第一家进行困难企业资产重组的企业；中国航空工业开拓者沈飞，全年订单也仅有4架飞机……为了活下去，“找米下锅”一度成了热词。军工厂开始搞民品，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建立在企业办社会基础上的工厂城，衰落成为一种必然。于是，工厂城在内在关联上开始解体。企业附属的学校、医院、幼儿园统统被交给社会，承载着日常消费职能的商业合作社不复存在，商店改为个人承包。有的工厂城如下马塘的641厂区一样人去城空，如今仅能作为工业废墟为人缅怀；有的如四川攀枝花和辽宁阜新、抚顺一般，因产业震荡或资源枯竭而受到巨大冲击，成为沉降区的危房、棚户区。

然而，物质的衰落并不能掩盖文化和社会意义的丰盈，尤其是在人才是第一资源的新世纪。其实早在世纪之交，以富士康为代表的大型民营企业，就建起了新的工厂城——毕竟任何企业都需要动员效率的最大化。但与过去“厂办小社会”不同的是，新型工厂城的建立是嫁接在城市公共资源之上。比如深圳的富士康工厂城，十几年前就与城市消防、医院、银行等公共服务配套结为一体。而在河南郑州，富士康的工厂城自成立以来，14年里累计生产智能手机超12亿部，成为全球最大的智能终端生产基地。因为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引得地方政府给足政策和支持，可以说，是地方与企业一同撑起了这座工厂城的底气。

哪怕是当下，工厂城这一形式仍在被复制。2021年，原以农业种植为主的陕西省集贤镇，因一家新能源汽车工厂的落地而改变了面貌。工厂附近形成一片为工人服务的生活区，小镇也更像一座工厂城，仅2023年就带动了2万余名县内群众实现了从农人到“城”里人的转变。当然，也加快了集贤镇的城市化进程。

“这里的人走得快来得也快，一拨一拨的。也没人谈未来谈理想，不打听隐私是基本礼貌，都有边界，知道处不久，大家的联系都淡淡的，所以更习惯称呼外号。”曾在集贤镇工厂城打工的张载说。

的确，新兴的工厂城仅是模式上的类似，很难产生除工作之外的价值。而这恰恰是旧有的工厂城值得留念和思考之处。或许，那些复刻之地早已开始思考，所以才会付诸实践，通过制度上的调整、配套设施的搭建、科技的助力，再辅以地方政策的保障……有形的工厂城不在了，但无形的城已渐渐显现。　　　　　　

此心安处是我家

文|星瀚

沈飞三台子家属区标志性的苏式红楼。

相互的信任，彼此的依靠

1957年，李文良出生在二四二医院，这也是20世纪50年代开始，大多数三台子人的人生起点。未来他们会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沈飞〔中航工业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飞”〕子弟。

方便的不仅是就医，地产广告中常出现的半小时生活圈，70年前就在三台子的这座工厂城成为现实。作为中国第一个歼击机生产基地，工人出门上班、娱乐购物这些日常需求，通常只需步行半小时甚至更短的时间，这让铁西一些大工厂的工人颇为羡慕。更重要的是这些配套设施都由沈飞负责管理，方便中还透着浓浓的亲切。“沈飞就像一艘大航母，足够安稳，工人没有后顾之忧，只要干好自己的活儿就可以了。”李文良说。

住，是和铁西工人村“同款”的大面积红楼群。进了楼，有些每层一梯两户，每户三室一厅，有的还铺着刷了红油漆的实木地板，墙上有壁橱，户外有阳台，室内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放到现在也有些低密改善户型的范儿。但理想和现实毕竟有差距，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来沈飞工作，一家一户变成了一家三户，厨房里各家的柴米油盐都挤在一起，要是谁家没了油盐酱醋来不及买，打个招呼随便用……一个熟人社会就这样慢慢形成。走出大院，放眼街区又是一番场景。每个街区几乎就是一个生活单元，除了住宅，被叫作“合作社”的副食商店、学校、诊所和作为活动空间的空地，一样儿都不少。

实现中国从农业国走向工业国的目标，离不开一个个工人的专注和勤奋。在沈飞，他们被赋予足够的信任，工厂福利待遇向一线工人、技术人员倾斜的制度又成为工人的依靠。“那时人心都比较安分，没考虑什么往外调的事儿。”李文良回忆说。

李文良22岁那年，从下乡集中返城和初中应届毕业的“八千子弟”里考进沈飞。那一次招聘了224人，男女各半，恰是沈飞的老名字一一二厂，比例上基本是百里挑三。

最终还是工厂给了那些身为沈飞工人后代的落选者以足够的庇护，到1983年共解决了1.3万人的就业安置问题。其间虽有“国营”和“大集体”的身份差异，但他们毕竟有了一份就在家边的工作。这一年的“全国发展集体和个体经济及安置城镇青年就业先进表彰大会”上，当时负责这一工作的松陵劳动服务公司被评为全国先进单位。

随着李文良走上工作岗位，他对这种“相互的信任，彼此的依靠”体会得更加真切。工人挣得比干部多并不稀奇，特别是劳模和有贡献的人，几十年里一直如此，而且沈飞的工资和口粮定量，都高于市里的事业单位和公务员。所以，“沈飞员工的绝大多数流动，都是由外向内，包括一些铁西大工厂的员工，调出的人极少极少。”李文良说。

他会在这座工厂城里一直待下去。

尝试离开，却又停步

“路都选好了。”70后穆子阳快人快语。那是条被规划好的“沈飞二代”之路：生于二四二医院，小学在松陵三小，初中是沈飞二中，接下来是沈飞技校，20世纪90年代中期毕业进厂工作。

他从小看到的很多东西，都带着“沈飞”的印记，“喝松陵牌汽水，吃沈飞月饼、沈飞卤菜，热了来根沈飞冰果”。那时候穆子阳还不知道盖起的新宿舍，很多是松陵建筑工程公司建的，只是发现三台子的商店和饭店，以及大集体企业门口的牌子，很多带着“松陵”字样。

那个年代的工资不高，但因为以各种福利形式存在的暗补，他们并不会为生计发太多的愁，甚至可以把日子过得很好，特别是在沈飞这座工厂城里。

穆子阳6岁那年，在文化宫北面建成了儿童乐园，等待孩子们的是大飞机、动物转椅、船形秋千、电动火车、碰碰车……那是他和很多三台子的小伙伴第一次体验电动娱乐设备的地方。后来穆子阳知道，当年沈飞的效益并不理想。航空产品升级换代，民品研发“找米下锅”，却还是分出资金投入福利设施建设。

这些都让三台子人对工厂有了强烈的归属感，比如当地的一句顺口溜“三台子姑娘不外嫁”，再比如三台子最南端的4A级景区沈飞航空博览园里那张四世同堂大家庭的照片。到2019年，这个家庭有28人正在或者曾在沈飞工作，累计工龄超过700年。

“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在这里学习，在这里工作，曾经以为一辈子都会在这里度过。”豆瓣“厂矿子弟”小组中的一句话，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穆子阳说，他这一代三台子人曾经是这样想的。

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人们的交流中会提到一个词“甩通行证”。在接下来的六七年里，沈飞的低迷期来了。在李文良的回忆里，一些技术人员去了南方，或跳槽进私企、合资企业。穆子阳认识的人里，有人去过新加坡打工，“干一个月顶得上厂里辛辛苦苦干半年”。那时刚刚工作的穆子阳坦言，自己当年也动了“走出去”的心思，还偷偷去参加面试，后来他笑称，自己“没敢那么冲动”。

或许，对于这代人来说，他们在工厂城的羽翼下被保护得太好，虽然衰退已是肉眼可见，却面临“想出去闯不敢，在家又不甘心”的两难。李文良的同事中也有人离开，但更多的人没有走。留下来的原因，李文良觉得除了“求点儿安稳不想折腾”，还有就是“相信未来”。

他不否认，在工厂城久了，一些人的眼界和观念确实有些旧了。

告别，然后期待回归

90后陈文若出生时，正值“甩通行证”的高峰期。作为在三台子出生的第三代人，他已体验了些许如今“鸡娃”被家人唠叨的感受——前半句是“你要好好学习”，但后半句却是“别进厂”。

20多年后他说，家住三台子亲戚中的同辈人，没听说谁去厂里工作，同学去厂里的也不多。他们是三台子的“叛逆一代”，和李文良、穆子阳们不同，他们更期待出去闯。“三台子其实是一座移民城，第一代人来自四面八方，我们这一代人的目的地或许也是四面八方。”陈文若说，他身边的很多同龄人离开了三台子，离开了沈阳，甚至出了国。

虽有了些嫌弃，但彼时陈文若依然在工厂城和熟人社会的余荫下生活。放学回家靠翻墙，墙里就是家，“沈飞的电视台还有国外大片儿看”。陈文若上小学前，沈飞的“重点工程”已开始启动，新项目的研发让父亲动不动就会“大干一百天”。接下来沈飞的技改债务压了上来，而工厂“企业办社会”的支出，每年有上千万元。

三台子这座工厂城，开始从内在关系上解体。

先是工人被允许掏钱买下自住房的产权，接下来沈飞技校的毕业生要择优进厂。技校突然停止招生，年轻人进厂的路陡然收紧，只剩下参加高考，并在大学毕业后应聘入职一条路。这种解体在弱化工厂和社区关系的同时，开始和那些面对更多生活和职业选择的“叛逆者”一起，解构三台子的熟人社会。

在此前后，医院、学校、供暖、自来水、物业等纷纷被“交给社会”，厂电视台停止对外播出，每年重阳节的米面油福利改为退休时一次性发放的“沈飞忠诚奖”。厂办的浴池也关闭了，在“从此再无与陌生人换背搓澡”的感慨背后，是工厂与城的紧密关联完全剥离。

无论是李文良、穆子阳还是陈文若，他们都说，这一切并没有在工厂城内掀起太大的波澜，包括退休的上万名工人在内，整体上平静地接受了这个现实。那是一种“理解但怀念”的情绪，或许，这是他们为自己奋斗过的工厂做出的最后一次助攻。

也是在这些年里，陈文若参加高考了，他选了一个进厂并不容易的专业。几年前他家搬离了三台子，这似乎遂了他的愿。但离开后，他发现少年时期被自己嫌弃的这里，“居然是个十分宜居的地方”。

那是紧靠着主城区最大一块“绿肺”北陵公园，是安静的小街小路两旁高高的大树，是把孩子“寄存”到邻居家几天甚至十几天的信任……抱怨新房子隔音差的同时会让他不自觉想起，当年住过的苏式红砖楼中“隔壁喊一嗓子都听不清”、有那座占地9万平方米的铺了塑胶跑道和人工草皮、有着夜间照明的沈飞体育场……“之前自己没注意过，‘外面’哪儿有这些呀？”陈文若还是习惯性地把三台子之外的地方叫“外面”，或者“市里”。

印记，从来都不是可以轻松抹去的东西。

随着一架架新型战机起飞，沈飞的效益也好了起来，几年前穆子阳买了新房，和三台子几乎只隔了一条街。“没往远走，身边2010年以前入厂的同事差不多都是这样。”李文良在短暂搬离三台子后又搬了回来。“可能是年纪大了吧，思想旧了。”他笑说。

工厂城解体了，但工厂城的影子一直在。

“沈飞”“松陵”字样的牌子挂在超市、饭店和曾经大集体工厂的门口、围栏和墙面上，绿地里、石球上的航空元素也不难瞥见。还有一些元素，会让懂三台子的人会心一笑，比如研究风洞的六二六研究所，家属区叫“顺风馨苑”。

这一切都让陈文若觉得很亲切，但让他有些尴尬的是，“从小生活的地方，自己未必买得起房”。他不否认市场经济下的“企业办社会”会拖累企业，但准备攻读社会学研究生的他也在思考，工厂城是否可以为现代社会治理提供养分，毕竟当年工人的生活，是满足生活需要的，是有保障的，也是有尊严的。

作为离开三台子的一代人，他们能为这里做的，是找回记忆，还给社区。

已经有人在这样做了，从50后、60后，到80后、90后。有关三台子人的集体回忆，在网络上被文字、图片和视频记录下来；一个记录三台子记忆和历史的抖音号，关注人数过万；一位曾任职于沈飞厂报《松陵报》的记者，把记忆写进一本叫作《三台子纪事》的书。一些老建筑，包括消防队、当年的小学、陵北饭店和百花山路的红楼群，纷纷挂上了历史建筑的牌子，将一直留存下去。　

你在城里还好吗

文|林琳

作为一种高效的生产组织模式，当国企工厂城消失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时，以富士康为代表的民企握住了接力棒。在大流动的时代，打工人的内心呈现居无定所的漂泊状态。富士康打造的工厂城，让这种不确定性有了某种安抚、某种善待。

似曾相识的厂城

在国企工厂城走入历史的前夜，1998年，一座叫作“富士康科技集团龙华科技园”的城在广东深圳建起，最多时超过40万人在这里工作。食堂每天消耗的食材包括40吨大米、200多头猪和几万只鸡。这里后来一度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电子设备代工厂，工人完成着简单而重复的动作，每天数千次，常常要加班。

2005年大学毕业后，赵雷来到富士康工作。他发现这座面积约3平方公里的工厂城可以满足各种生活基本需求：有消防站、医院、银行和“富士康大学”，有当时亚洲最大的中央餐厅、快餐店、超市和网吧，有标准运动场、健身房和游泳池。下水井盖上如昔日国企一般刻着“富士康”字样。工厂城中的部分资源来自政府的嫁接，但更多的是由企业自建或招租。

除了配套全面，富士康在当时的打工者看来，“福利待遇还是不错的”，这得到了赵雷的部分证实。普通工人虽是八人寝，但“室内有卫生间和淋浴，公共区域有电视，工服统一清洗，饭补打到卡上，如果去外面租房会发500元的房补”。物业由企业负责，和曾经工厂城的物业管理相差无几，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企业办社会”下的国企工厂城。

2010年发生的一系列轻生悲剧，将富士康工厂城推上风口浪尖，“血汗工厂”的舆论风暴随之而来，富士康的高流动率被更多人关注。事发后，富士康准备用经济手段解决问题，宣布全体员工薪资上涨30%。

钱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更何况问题的关键在于企业对执行力和效率的惊人要求，日复一日的重复劳动，半军事化的严苛管理，以及对劳动者人格的忽视，让这些较父辈更在意平等、权利、被尊重和自我实现的80后和90后纷纷离开。当年深圳富士康员工每个月的流动率是4%—5%，这意味着有1万名以上的工人离开。

赵雷的工作岗位不在流水线上，偶尔会去顶个班，他坦言流水线上的重复劳动“确实没意思”“一些从基层干起来的管理人员确实素质不高，比较粗暴，喜欢骂人，也有一些变相体罚”。

事后，在为窗户加装铁栏杆和防护网的同时，富士康员工的每月培训多了心理学方面的内容，同时要求基层管理者改进工作方式，相关举措还包括限制加班和强制休息。公开报道显示，当时的富士康设立“心理港湾”和“员工关爱中心”，为员工提供免费心理咨询服务，严格执行“工作六天休一天”的规定，还专门招聘了心理医生、健身教练和文艺人才。

同样是2010年，出于降低人力成本的考量，富士康开始从沿海地区向郑州、成都等地内迁，建起新的工厂城。后来在一些媒体的笔下，富士康成了“受欢迎的雇主”。在以组装iPhone手机而著称的郑州富士康工厂城，按照招工时25元一小时的承诺，即便不加班，每天只工作8小时，工人也能拿到200元的日薪，表现良好还有机会转为正式工，有五险一金。

和深圳富士康相比，郑州富士康除了整体规划更合理，宿舍改为六人间外，还为宿舍安装了空调。园区有社团活动，过年过节发红包，平时会组织电竞之类的竞赛，工作满15年会发放纪念章……在人力成本越来越昂贵和“招工难”的当下，民企工厂城对人的关注在逐步改善。

只是看起来像

2021年，关于郑州富士康工厂城的一项调查显示，每天仍有数百名工人离职，与国企工厂城的“想在这里干一辈子”形成鲜明对比。

类似的外在，为何呈现两种不同的结果？答案或许是二者的精神内核。国企工厂城的精神内核是国家伦理，以集体奉献交换而来的终身保障为基石；民企工厂城的精神内核侧重于市场和效益，以效率优先甚至资本规训为法则。

在富士康工厂城中，住着集体宿舍的工人更多呈现原子化的生存状态。虽然近年来富士康的合同工在增多，但派遣工、小时工因为到手的收入更多，且在工作一定期限后可领到一笔额外的奖金，占比仍很可观。一位在郑州富士康工作12年的员工说，为了应对生产旺季，从2016年开始，工厂大量招聘派遣工、小时工，三四个月的工期结束便散向四面八方，人一拨拨地换，培养彼此之间的信任和感情成为一种奢侈，聊天只限于工作，唯一不变的是流水线上的工作状态，“那都是跟飞机一样快”。

国企工厂城里，春天的路灯下，一群邻居兼同事一起侃大山，读书都在子弟小学和中学，夏天一起在体育场上看露天电影，冬天一起在冰场上滑冰，一家三四代人都在同一个工厂工作……充满了人情味儿和荣誉感的集体生活成为留人的原因之一，在当年甚至让工人心甘情愿地超出本职范围去付出。

居住形式也影响着工人决定做“候鸟”还是“留鸟”。国企工厂城会通过分房这一普惠的福利形式，让住在单身宿舍的工人最终安家落户，这使得工人有家庭和业余活动来缓解情绪，释放压力，更愿意留下来，“以厂为家”不是一句空话。除去单独租房，民企工厂城的主流居住形式是单身宿舍而非以家庭为单位。出于激励员工和留住人才的考虑，一些民企工厂城开始自建人才房，但分到房的人仍是少数，且集中于管理层和技术人员。

两类工厂城对所在区域的影响也有不同。新兴的民企工厂城多位于近郊或乡村，它们在让村民过上城里人生活的同时，成为城市化的推手，同时带来大量就业机会。国企工厂城在早年的建设期，也曾起到拉动城市化的作用，但几十年后，工厂城在内部构建了强大凝聚力和认同感，并成为社会治理经验的富矿。如何建设居民的交流场所；如何培育起集体认同、凝聚民间的力量，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管理制度……面对生存原子化的现实，无论是民企工厂城还是现代都市，国企工厂城的经验都值得借鉴。

拆掉高墙成普惠

工厂城的一大特点是生活便利，福利完备，但这份福利和保障仅限本厂职工和家属。如今这样的便利渐渐成为一种普惠，似一座无形的城，不需某一家企业独力承担运行的重任。

国企工厂城对资源的利用，更多的是量入为出；民企工厂城除了自身资源外，会向政府“申请”资源。这座无形的城，本质上则是政府对资源的再分配。工会在服务工人和政府资源配置之间，扮演着居中协调的角色，同时提供包括市场化在内的解决方案，拆掉那堵名为“单位”的高墙，实现对更广大群体的覆盖。

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以下简称“高新区”）总工会，正在做这样的事情 。

高新区聚集了3000余家企业和近20万名职工，每年都有大批应届毕业生入职。2015年，高新区总工会在一次网络调研中发现“有租房需求的职工占比超过六成”，并将情况汇报给区政府。当年7月，第一批年轻人搬入了由公租房改建而成的职工公寓，“精装修，小户型，在工会开介绍信，拎包就可以入住”。

10年里，高新区总工会共投资290万元为房间配备和升级了桌椅、床铺等设施，2000多名年轻人在这里度过了刚刚步入社会的时光。公寓的租金10年未变，一直是每平方米24元。

时间一年年过去，曾经的年轻人到了结婚生子的阶段，于是子女教育、职业晋升等服务纷纷出炉。寒暑假期间，高新区的企业中总会看到这样的温馨场景：职工早上把孩子送到公司内的托管班，中午跟孩子一起吃饭，晚上带孩子一起下班回家。托管班超过90%的费用由大连市总工会和高新区总工会补贴，其余部分由企业负担。

2025年寒假还没开始，中电金信公司开设的假期托管班“亲子工作室”就已结束报名。“每次名额都得抢，这次更是不到10分钟就没了。”没抢到名额的吕智超有些懊恼。受场地限制，亲子工作室最多只能容纳40个孩子，每年报名都需要拼手速。好在公司已经决定，下一个假期工作室会扩容。

当年的工厂城，包括一些大工厂，往往有类似于培训中心的“职工大学”，现在的年轻人也有很强的“充电”意愿，且需求更广。这一需求被工会发现了。

2024年12月18日，高新区总工会的人工智能创新引领培训营“开营”。这只是高新区总工会职工“万人培训计划”系列活动中的一场。该活动已开展9年，截至2024年底有6万余人次接受了培训，不仅为职工的职业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还为企业持续发展和创新注入了新的活力。

国企工厂城会举办技能大赛，在这座无形的城里，工会接过了这样的职责。“软件”“设计”“动漫”这种时尚味道十足的竞赛，也在高新区得以实现。对参与者而言，一方面对自己的技能有更深刻的理解；另一方面，为他们提供了展示舞台，并让自己的未来有了更多选择。

在医疗成为焦点话题的今天，除了保险，工会启动了以互助互济为主要特征的职工互助保障事业，这被称为“工会给职工的二次医保”。它有效减轻了患病职工家庭的经济负担，避免因病返贫，还成为职工抵御重特大疾病的有效防线。

无论工厂城属于国企还是民企，有形还是无形，这个“小社会”的实践表明，社会治理的核心在于平衡效率与公平、管理与自由、生产与生活，归根结底在于以人为本。如何在时代进程中尊重人的价值、守护人的尊严，这个问题的答案绝不只有工厂城在追求。对全社会而言，这同样是足以跨越时空的永恒命题。　　　　　　

从厂办小社会到类单位社区

文|辽宁社会科学院 张思宁

作为城市特有的文化圈，工厂城曾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且蜕变出全新的“狭义社会”——这是一个是以工厂为核心的社区，工厂也不仅是生产单位，还包揽了职工及其家属的住房、医疗、教育、治安、养老等全方位服务，并形成了封闭的“单位社区”。

在城市规划中，工厂城成为拉动城市发展的动力：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工厂，成为大工业生产所必需的劳动力。人群聚集导致了聚居，紧随其后的是衣食住问题的解决。解决的过程就是工厂城的建构过程，一切都那么自然而然。

在农业社会中完成社会化的人到工业社会中生活，自然而然地会再现农业社会的思维模式。工业社会的大机器生产需要精神纽带，因此而衍生工厂城。心理学认为这是农业社会的思维模式在工业社会的投射，可以缓解背井离乡的焦虑。

不仅如此，院落式的居住环境有了远亲不如近邻的说法，这是礼俗社会的翻版，也是工厂城的独特文化。不同的是，礼俗社会是以血缘亲情为纽带的，工厂城中的情则是“处出来”的，职工对这种场景非常受用，其背后是礼俗社会的延展。

无论从社会学还是心理学来看，工厂城确实提供了一种高效的社会管理方式，增强了归属感和稳定性，投射到生产中，便是凝聚力的增强和效率的提高，乃至城镇化的推进。同时，这种由企业统一管理的模式，还降低了社会协调成本，减轻了政府的负担。

缺点也很明显，首当其冲的就是市场活力。不同企业间福利水平差异大，形成“单位壁垒”，阻碍了人才的流动，影响了社会整体的活力和创新。更严重的是，效益好的国企职工享受优厚福利，而地方居民则缺乏同等待遇，资源的分配不均加剧了社会分化。此外，企业背负过重的社会职能，导致生产效率下降，难以适应市场化改革。鞍钢、大庆油田等大型国企，都曾因“厂办小社会”而陷入经营困境。

于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功能的剥离，“厂办小社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无意义的。无论何时，企业始终是经济活动的重要参与者、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力量，影响企业发展的关键也始终在人——吸引人、留住人、培养人。所以从现代社会治理的角度看，工厂城仍有值得借鉴和启示之处。

现代社会治理更强调多元共治，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厂办小社会”的经验表明，社会服务需要专业化，不能过度依赖单一主体。更为重要的是，现代社会治理需理清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政府主导公共服务供给；企业通过税收和合理履行社会责任参与治理，而非直接包揽社会事务。如今这样的探索已在多地形成实践，比如阿里巴巴、腾讯等互联网大厂为员工提供住房、餐饮、教育等福利，形成的新型“类单位社区”。信息时代，自然还要善用数字化转型的机遇。利用大数据和智慧平台整合公共服务资源，避免重复厂办小社会的封闭性。上海的实践已有成效：通过“一网通办”系统将社保、医疗等信息跨部门联通，提高治理效率。

此外，现在社会治理中如何平衡集中管理和居民自治，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不妨借鉴厂办小社会的“熟人社区”凝聚力，推动社区自治与专业化服务结合，形成“多元共治”模式。可以通过业委会、社会组织、物业公司协同管理，既保留社区归属感，又避免封闭性。深圳南山区“社区党委+社会组织”的实践即是一例。

厂办小社会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重新审视它并非单纯地怀念，而是探究更深层的现实观照：现代化社会治理需在效率与公平、集中与开放之间寻求平衡，在“做大蛋糕”中“分好蛋糕”，实现公共服务普惠化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