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线上的母亲

                          订单旺季时，放学来到厂里等待的孩子    

2008年，英国人“markm49uk”在新买的苹果手机中发现了一张照片，照片里，一名年轻女子在手机组装线旁微笑着，比出一个胜利的手势。这张照片于几小时内传遍全球，并在互联网上引发了关于这位“苹果女孩”身份与命运的探讨。

两年之后，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在“世界工厂”的条条流水线旁，无数“苹果女孩”源源不断地生产出全球75%的智能手机、80%的电脑。

在“机器换人”之前，驱动流水线的燃料，是青春。轻工业、电子制造业倾向于雇佣年轻的女性农民工，这一时期，中国成为流动的中国，大量女性率先从农村迁徙到城市，追求美好的生活，也成为发展的强基垒土。

新的10年过去了，当年的女孩已成为母亲，她们中的一部分，重新回到流水线。但流水线不再是21世纪初期的流水线，它开始与“基层劳动力”“重复”“疲劳”“精神麻木”挂钩。同时，在中国制造逐步向产业链中高端迈进的过渡中，机器挤压工人的生存空间，让仅剩的安全感变得短暂。

那么，这会是流水线上最后的女性吗？目前来看，答案是否定的。工业化不会在短期内尽数取代丰富的劳动力优势。随着我国人口在学历、技能等综合素质上的提升，一线女工正在不断成长。与此同时，一些企业也率先行动起来，以更人文、更柔和的工作形式，为女工提供更有温度的职场环境。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让职工与企业、行业、社会共同进步，才是一个国家经济繁荣、文明进步的体现。

车间女王

文/吕萌 摄影/吕萌 占有兵

           王天翊看母亲黄红霞在工作

“哒，哒，哒……”缝纫机的运转声在400平方米的“加十分”服装厂内响个不停。6月，栀子花香消散了车间里的闷热，那是女工在上班途中采来的，插放在自己面前的缝纫机上。黄红霞多采了一朵，别在发间，她低头紧盯机针，双手娴熟地缝制一块衣料，忙碌时，花瓣微微抖动。

湖北武汉，这是42岁的黄红霞在厂里工作的第四年。每天8点，她骑自行车送小儿子去上学，半小时后，准时出现在距学校一公里远的工厂里。傍晚，未到下班时间，她原路返回，把孩子接到厂里，在缝纫机旁清理出一小块地方，让儿子坐在眼前写作业。

能够兼顾照看孩子的弹性工作，对黄红霞来说曾遥不可及。她的缝纫手艺是在王家河的一家私人作坊中自学的，为的是等到大女儿王子娟满2周岁，便能外出打工，贴补家用。在上海奔波的日子里，黄红霞被骗、被扣压工资，对此她习以为常，唯一惦念的是体弱多病的女儿。

                                        曾经在厂里工作的女工，带着新生儿回来看望工友

           在机器旁独自玩耍的孩子

一次，女儿高烧不退，正值订单旺季，厂里不给黄红霞批假。后来，她听说婆婆带着孩子走10公里的土路去市区住院。回家后，女儿坐在床边，呆呆地看着地上。

奶奶问她：“病好了吗，娟？”

“我好了。”

“那怎么发呆啊？”

“我想我妈了。”

同样的故事，在“加十分”服装厂里，能听上数十遍。2018年开办新厂房至今，老板向京艳只招全职妈妈，“加十分”因此被称为“宝妈工厂”。

这条流水线上的女工有着相似的人生轨迹：年轻时与丈夫外出打工，生子后将孩子托付给父母照看，最终为了孩子辞工回家，在学校和家之间循环往复。

向京艳也曾如此，她是一位母亲，过不惯向家人伸手要钱、与社会脱轨的日子。她曾在超市碰见一对夫妇，丈夫拒绝了妻子想要购买衣服的请求，大声呵斥：“你有钱，你自己去买！”妻子低声说：“如果不是在家带孩子，我也一样可以赚钱。”

这一幕刺痛了向京艳。当时，她在做青少年服饰电商，但对设计和生产毫无经验，唯独选址在行。在这段夫妻对话之后，她筹建了自己的工厂，厂址在黄陂区王家河街学校、幼儿园附近，专门招募从外地打工回家的，或是远嫁异乡的女性。

起初，工厂没有安排住宿，大部分女工不愿去。向京艳跑到学校门口发了3天传单，无一人应聘。传单上印着的“弹性工作时间，可以接送孩子上下学，可以带孩子来上班”，在这些难于找工的母亲看来，更像是另一场骗局。

半信半疑地干了一个月，领到工资后，黄红霞才放下心来，“再也不用听着孩子的哭喊声出门了。”她和另外4名同事组成一组，负责同一道工序的制作，她们总是比规定的上班时间来得早、走得晚，主动补上因接孩子花费的工作时间。

2022年，这条流水线上有了近200名“宝妈”，其中不少是从建厂留到现在的老员工。

疫情之后，机缘巧合，“加十分”服装厂转型进入日式制服市场，月销售额猛涨。订单库存挤占了原有的学习空间，向京艳计划开设一个专用自习室。

孩子们对此不甚在意，他们更愿意趴在妈妈的工作台上写作业，看着妈妈一针一线地赚钱。

                                           陈倩，广东东莞一家鞋厂的生产线工人，湖北咸宁人，初中毕业，2010年10月入厂。                                                      2020年结婚，带着孩子在东莞生活，她现在是一家公司的文员

                                           在仓库中与客户谈生意的向京艳（左二）

湖北武汉、广东东莞、辽宁兴城……在制造业发达的地方，女工是工厂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2006年，深圳当地媒体曾做过统计：在宝安、龙岗等工厂密布的区域，百万外来务工人员男女比例近1∶20。女性以其稳定、细心、易管理的特点，成为招工的首选对象。2021年底，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则显示，全社会就业人员中，女性比重保持在四成以上，女性就业人员占全社会就业人员的比重为43.5%。多年来，无数女性背井离乡，站在一条条流水线旁，以双手获取人生的价值，也以最基础的劳作，成为托举中国经济腾飞的一支力量。

生产线将复杂的工作，拆分成简单的环节。天南地北的女工从这种重复的劳动中，得到了开启新生活的底气。但当她们怀孕、生产后，这种重复开始与母性发生碰撞，在孩子上学放学、暑假寒假、生病住院时成为困囿。一边是放不下的工作，一边是更加放不下的牵绊。这样的撕裂，成为流水线上的母亲普遍面临的境况。

即使如此，在这个自动化、智能化开始取代人工的时代，大多数母亲仍非常珍惜工作的机会。在“加十分”工作的罗淑媛说：“自己因为带孩子，曾在家待了十几年，连跟老公开口要个零花钱都缩手缩脚。但自从赚钱后，他回来会主动帮助我做家务，之前他是不怎么做的。”

女工生育后重返流水线，主要是为了增加家庭收入，而在她们的潜意识中，工作也关乎力量、地位与尊严。

向京艳在车间里挂了几条红底白字的横幅，最醒目的一条是“独立的女人，靠自己才是女王”。在采访中，女工一边飞针走线一边说：“自己赚钱，自己真就会有女王的感觉。”

自救与他救的打工嫂、打工妹

文/ 辽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张思宁

            抱着孩子的母亲在看招聘启事（摄影占有兵）

角色的螺旋

没有任何注定比性别注定的证据更加真实可信。在女性没有出生之前，女儿、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就已经预设在那里，她们肩负着社会再生产的使命，注定等待着她们，诞育后代是她们绕不开的命运。

当然，这是生物意义上的注定，只有繁衍，人类才能生生不息。但是，人不仅是自然人，还是社会人。双重属性一直紧紧地纠缠在一起。女性作为自然人，一旦成为母亲，心理需要和行为偏好便开始遵循基因中先天预成的行为程序——养护孩子是她们的心理需要。这是心理学家马斯洛心理需要层次中的基本需要，孩子的快乐、安全和幸福，她们可以用生命相抵。这个过程释放出母爱的自然伟力，早已成为人类爱到极致的象征。

遗憾的是，在女性诸多的角色注定中，没有社会角色的注定。社会角色属于社会人范畴，这意味着女性与男性一样需要承担社会角色。最初，女性犹如闯入者，受到非议和羁绊，随着社会的进步，女性的社会角色才逐渐被接受。在大机器生产的背景下，女性的社会角色是以社会需要的形式呈现的：改革开放后，封闭的传统社会走向开放的现代社会，劳动密集型生产为生活在农村的女性提供了职场空间，打工妹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社会角色。城里人、农村人，她们都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并为这个梦不辞辛苦，意在提供自己的奋斗、打拼，改变不能选择出生家庭的命运。那些在城市打过工的打工妹，即便回到农村结婚生子，依然会返回职场，并带动那些结婚有孩子的妇女拥入职场，使得留守儿童问题成为我们对那个时代的集体记忆。

为什么女性需要社会角色呢？也许并不是所有女性都想拥有社会角色，但是，那些打工妹和打工嫂必须拥有社会角色——这不仅是她们改变命运的途径与方式，也是她们实现梦想的过程。也许从她们走出农村，她们就意识到，自己的光荣与梦想紧紧地同职场绑定在一起，亦即心理需要层次中的“成就需要”。这种需要，从她们进入职场时起就存在着，并日渐丰厚。

职场唤醒了女性的社会需要。也许她们无法成为状元，但她们可以通过劳动改变生存环境，让下一代人在城市读书、生活。还有，她们是在职场中成长的，职场已经成为她们生命的一部分，实现自我已经成为无法拒绝的内在驱动力。当然，返回职场的合理性不仅是她们个人的心理需要，更为可见的是能够增加家庭经济收入、减轻另一半的压力。对于那些单亲母亲，更是维持生活的基础。于情于理，女性的社会角色不可或缺。

心理学研究表明，在劳动密集型企业，雌性做重复类工作的注力、疲劳阈值和效率远远优于雄性，亦即女性在做缝纫、电子器件组装等工作，能力远远优于男性。不仅如此，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而言，培养一个熟练工人的教育成本和时间成本，同样与利润密切相关，“打工嫂”的价值逐渐呈现出来，这是女性业绩的最好证明，其中还包括雇员与雇主之间的相互忠诚带来的额外收益。

从打工妹到打工嫂，女性用实力证明着自己的存在价值。但伴随二孩、三孩政策的出台，无法逾越的是孕产期的福利问题，以及照顾孩子的弹性工作制问题。曾几何时，女性大学生就业遭遇就业歧视，原因就是企业需要支付女性孕产期的工资等各种费用，这无疑增加了生产成本。不论是政策引导，还是舆论支持，关于女性的就业歧视总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诞育儿女与社会角色之间，女性经历了深创剧痛，诞育儿女成为女性就业的最大障碍，随之而来的问题也逐渐进入议事日程。

完美的女性

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是通过降低税收等方式，鼓励企业给予妇女教育孩子期的福利，但女性自身的能力与能量，依然是被选择的依据。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之中，诞育儿女，已不是家庭的增人添口，而是社会再生产的一部分。母亲与社会角色之间能否无缝衔接，关乎到社会人口再生产的进程。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作为自然人的女性与作为社会人的女性不应当存在冲突。因为繁衍需要与成就需要发生在不同的心理层次上——一个发生在基本需要层次上，另一个发生在高级需要层次上。问题是这两种心理需要共同投射于社会时，是否能够得到社会的呼应。女性只有在母亲与社会角色之间很好地无缝衔接，才能够没有负担、没有牵挂地完成两个角色的使命。倘若不能让她们在两个不同角色之间无缝衔接地转换，她们就要做出选择。

女性选择成为全职太太或家庭主妇，需要以经济丰润为前提。但只要她们有返回职场的念想，任何选择都会面临顾此失彼的丧失：选择全职太太或家庭主妇，在家庭中的一切付出似乎都可以从职场的丧失中获得量化。当这种付出得不到肯定和关注，直至邀功被忽略，心态立刻失衡；选择职场，会因为对孩子的牵挂分散工作的注意力，比如急于下班，工作态度的变化会导致许多问题。只有能够在两个角色之间顺利地、无障碍地转换，才能真正拥有两个角色，因为这两个角色对女性而言，同样重要。

在两种角色的转换中，女人可以成为完美的自己。举例来说，弹性工作制意味着女性同时拥有两个角色，她会根据自己的时间，保质保量、极尽所能地做好这两个角色。作为母亲，一切都是先天预成的行为程序；作为社会角色，她不仅会珍惜这样的机会，还会对企业含有感恩之心。弹性工作制看上去随意，其实将责任承包给女性个体，获得安全感、被信任感的她，对于工作会更加专注、精益求精。这种专注既具有性别优势，也具有母爱释放后的愉悦和责任，企业会受益于女性的这种状态。正是因为女性可以同时拥有自然人和社会人两个角色，这两个角色也分别给予她们安全感、获得感、满足感和幸福感，这些感觉的叠加，会通过心理、生理过程转换为正能量，激发她们两个角色的潜能和创造力，反哺企业与孩子。

职场如战场，在职场中的女人，会在母爱的背景下不断完善自我，平添来自母亲的坚强。因为有了母爱，所有的创伤更容易恢复，不仅如此，母亲会将职场的责任感辐射到养育儿女的行为中，对孩子的要求更加理性、客观。两种不同角色在女性心理中，不知不觉地交互作用，使得两种角色互为支撑，这是来自于两种不同角色统一的犒赏，也是局外人无法知晓的惬意。只有同时拥有这两种角色的女人，才能感受到其中的惬意，自然人与社会人就这样在母亲的身上获得了完美统一。

信息时代意味着先进的生产力、富裕的社会。人们越是吃饱穿好，越是需要实现自我价值。不是为了寻求业绩，而是要擒获工作过程的惬意。然而，事物的关联性似乎在告诉我们，女人只有经济独立才能够获得人格独立，成就自己是每个女人的内在需要。任何社会的再生产都包括人的再生产，而人的再生产关乎女人的社会角色需要，这既是家庭的责任，也是社会的责任，还是企业的责任，更为确切地说是企业肩负的社会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信息时代是陌生人社会，教育孩子则不再是家庭自己的事情，而是社会的责任。而今，女性的社会角色受到社会的关注，有些企业用弹性工作制的形式接受了女性的社会角色需要，还有的企业依然忽略着女性的社会角色需要。这依然是社会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伴随着产业转型、需求变化，一切都刚刚开始，一切都在进行、探索之中。但可以确定的是，人口再生产关乎到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全社会都应当充分关注女性的社会角色需要。这种关注的力度，折射出我们的社会文明程度和人文关怀水平。